百年春秋学计馆

瑞安学计馆是浙江省创办最早的新式学堂。

学计馆创办之时，正值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后，一些爱国志士主张维新变法，教育救国。在败国耻辱的巨大刺激和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一代经师、瑞安先哲孙诒让（仲容）毅然走出书斋，迈上开启民智、兴学强国之路。他在《瑞安新开学计馆叙》中说：“瑞安褊小，介浙闽之间，僻处海滨，于天下形势，不足为轻重。然储材兴学，以待国家之用，而出其绪馀以泽乡里，则凡践土食毛者皆与有责焉，固不容以僻远而自废也。”

清光绪廿一年（1895）冬，孙诒让牵头，邀集地方士绅商谈筹办地方书院。筹备会上，孙诒让认为算学是西学中最重要的学科，是“致用之本，对于步天测地，制器治兵，厥用不穷。今西人所为挟其长以雄视五洲者，盖不外是。”此议得到与会者赞同，于是一致决定筹办算学书院，并公推孙诒让、黄绍箕（仲弢）、黄绍弟（叔颂）、项崧（申甫）、周拱藻（仲龙）、洪锦标（叔琳）、王恩植（雪璞）、鲍锦江（稚琴）、杨世环（小村）九人为发起人，由孙诒让撰《创办瑞安算学书院向府、县申请立案文》，联名向温州府和瑞安县署申请立案。立案禀文云：“算学义理精奥，非得良师教授，索居冥搜，事倍功半；且算式繁颐，非童而习之，演数断难谙熟。现议于本邑城内，创设算学书院，挑选聪颖子弟，入院肄业，延聘院长，口讲指划……由是而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因材授学，数年之后，必有瑰异者出乎其间，以副朝廷破格求才之至意。”

官署批准立案后，孙诒让又亲手订立《章程》十六则、《学规》廿六则和《大课规程》十则。翌年正月，孙诒让以“算学书院”的教学内容及教学设施和旧式书院有所不同，与北京天文算学馆、广州实学馆等相比，虽然规模有大小，学科有繁简，而性质相类似，于是将“算学书院”易名为“学计馆”。“学计”两字出于《礼记•内侧》，即学习各种算法的意思。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初一，学计馆择址城区县前卓公祠（今浦后街党校校址）开学。卓公（卓敬）为明代名臣，且精通算学，择定卓公祠为馆址寓有纪念前哲，启迪后昆之意。修建后的卓公祠设有会堂、教室、操场、自修室、阅报室等，课桌椅均借自文场士子就试所用长板桌凳。经费除本邑商绅筹募外，还向地方官吏劝募，开学前共募款1506元，开办费用去500余元，其余留作经常费使用。

原计划招收13至20岁的学生30名，分为三班上课。后因学额不足，只开设两班，每班每月上课九天。功课以数学为主，兼授物理、化学。常课之外，分发馆内所备书报给学生阅读，疑问之处，由馆长解答。

首任馆长（总教习）为本地算学专家林调梅（和叔），他不仅精通算学，理化知识也很渊博，讲解声光电化诸学，听者讶为奇谈。孙诒让曾撰联赞曰：“乡里有导师，亮节孤忠，历算专精祗馀事；洞渊昌邃学，通理博艺，艰难闳济仗奇才。”

学计馆的管理制度甚为严格，立有“功过簿”由馆长及时登录，并定期将“功过表”张贴公示。对违纪学生则按《章程》、《学规》予以训斥、记过、退学等处分；对学业有成者给予奖赏。1897年，浙江巡抚廖寿丰在杭州创设“求是中西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也曾借鉴学计馆的管理制度。

孙诒让提出学计馆办学宗旨是：“甄综术艺，培养人才，导厥途彻，以应时需”，并撰写的联语曰：“质力弥纶，努力开拓新世界；物竞天择，回头科举老先生。”从中可见他的办学思想。在科举未废之时，清代书院均以考课为主，而学计馆《章程》却规定：“本书院之设，专为学算，与考试本无关涉。”其教学方法和旧式书院也有很大的区别，注重因材施教，学以致用。“开学之初，按册分班，俟肄业稍久，由院长酌核各徒资性之敏钝，学识之深浅，就其相近者各自为班。”还规定“学徒除习算外，如中外交涉事务，各国记载及近时西人所著格致诸书，每日择简明切要者讲示一、二条，以广见闻而裨实用。”一扫旧式书院“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陈规陋习。经学计馆修业的学生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应用专业知识于实际工作的能力，部份学生曾协助瑞安县志局首次按新法完成全县五十五都的测绘任务。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诏将所有书院改为学堂。翌年，学计馆和1897年创办的方言馆合并为瑞安普通学堂。

学计馆创办六年，革旧布新，中西并举，以新的办学目标、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学内容开新学之先，影响极为深远。清翰林院侍读学士吴士鉴在《奏请将孙诒让事迹宣付史馆立传折》中指出：“创立学计馆及方言学堂，承学之士云集飙起，浙中学派之开通，实诒让提倡之力。”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史大事记》也将学计馆的创办列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