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杂文观

对于学写杂文，我不敢说没有“不自量力”之嫌，但一直还是心存敬畏的。我的第一本杂文集出版时，我在书前的一段自白中表达了这种敬畏：“我很惭愧我的一些文字被叫做‘杂文’。在我看来，杂文作为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武器，它是关于真相的文体——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人文精神的真相。我所尊崇的杂文家，无不具有清洁而绝无暧昧的悲悯情怀，目无私情而耻于苟且的批评品格，不为时势所移而直逼事象本质的眼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文字功夫。其作品无不凸显了知识分子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现代人文理念，与‘做戏的虚无党’的杂耍自有着本质的区别。我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后来看了《书屋》周泽雄的文章，更让我诚惶诚恐，他说：“鲁迅式的杂文，要在才识并举，文质兼美，由博返约，举重若轻，很多貌似简古的重大结论、重要观点下方，都有一座海底冰山支撑着，那隐匿其中的思想葫芦，绝非寻常文士依样即可画得……能力不足的普通文人，不宜生出见贤思齐之念；若不识轻重，置其中明显的文体风险于不顾而贸然跟风，则不仅会在人间真理的攻坚战中铩羽而归，还可能因无知而好为高言的缘故，无端地搅扰了世风、混淆了是非。”“当我们想到杂文时只是想到了鲁迅，在强调继承鲁迅的精神血脉时却并未同时强调鲁迅博学多思的人文特征，并未将思辨的尊严置诸首位，则杂文之变得令人不安，几乎无可避免。”这一通棒喝，这一记警钟，这一面镜子，无疑加深了我对杂文的敬畏，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软肋”：作为最多只能算“普通文人”的角色，别的“普通文人”身上的劣根，自己身上几乎都有；而别的“普通文人”身上的学养才赋，自己身上却又一无所具。因此，即使再怎么申明自己的东西不过是“述而不作”，即使“述”中也不乏自己内心的痛感，也难免有让人笑话“自取其辱”的时候。

尽管杂文正如周泽雄所说，是一种“高危文种”，尽管一部分杂文作者由于学养、技术等方面的缺陷，常常导致初衷与文章效果的乖离，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他们心中是有一份真诚、执着的追求的。他们手中那枝即使是还很拙劣的笔，也还常常让人看到流出来的是“血”。我想，对杂文来说，这就够了。因为从本质上讲，杂文正是一种“见血”的文种，揭示某种历史、现实、精神真相本身，就是“见血”的过程，它应该是“一针见血”的。而于作者而言，则是“沥血为文”，是源于一种真切的心灵痛感。无论是匕首投枪、银针解剖刀，抑或用别的什么工具，剑拔弩张也好，温情脉脉也罢，倘若偏离了“真相”，不知还有多少价值可言？剖析真相，终须“见血”。即使只为表白情致，予人“愉悦和休息”，亦当以真为上，以让人感觉“血浓于水”为佳。当然，“真相”与“见血”，只是一种泛称或譬喻，指的是对某种现象本质力求深透的把握。毋须一看到“真相”两字，就想到是要“曝人隐私”；看到“见血”，就以为是要“放谁的血”。

文章说到底不过就是文章而已，只要有益于世道人心，门类的划分倒在其次。但如果要从学术的层面去考察一种文体，就不能不对其成长发展的历史、现实背景和精神源流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正如人都是人，但你要真正认识某一个人，总须了解他的人生经历和精神特质。这该是常识问题了。比如，说到对鲁迅杂文的学习、继承问题，历史上有过几次争论，孰是孰非，究竟哪一种意见证明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该是明明白白有据可查的。对此不愿或未及多加涉足，而仅凭某些权威人物特别是政治领袖的片言只语来下结论，常常会导人一知半解。时下还有不少人津津乐道“鲁迅的杂文主要是对敌的，而我们现在写杂文是面对内部矛盾”，言下之意是“要警惕鲁迅笔法的负面影响”。这其实早已是不值一驳的论调了。鲁迅杂文究竟是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有多大比例是针对“阶级敌人”的？鲁迅一生的真正“敌人”究竟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早就进入了“常识”的范畴。而“反常识”的东西仍被当成了新发现新观点，到底是对历史的无知，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另有深意存焉？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领袖的一家之言，也只是有时确实道出了普遍真理，有时也终究不过就是“一家之言”，只宜姑妄听之。

一切讨论都应有个基本前提，就是要对讨论对象力求全面的了解和把握，而不能浮光掠影就乱下断语，更不能一心只为着给自己的产品定名份而妄拟“注脚”，这直接关系到学术规则和学术底线。

再如，杂文是该批判，还是歌颂？这怎么就成了问题呢！一个真正的杂文家，是真诚地为自己的情感和思考负责的，他一定是见到真正的好东西就喝彩助威，看到不如人意的现象就批判。批判，歌颂，不过都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而已。关键在于，对于歌颂，严肃的思考者总有个基本的“考量”，就是看清对象的真实程度，看清它的“含金量”。有的原本就是假的，有的则是“水份”多些，如果只见到些许皮毛就“赞”，弄不好岂不有充当“赝品帮凶”之嫌？有许多“歌颂性杂文”，其实只是将一些仅仅是“正当”的东西提拔为“高尚”来说事。这样的“眼力”，弄出的东西效果证明并不好。倒真有一些专事这类“提拔性歌颂杂文”的“专家”（换个称呼就是“正确的废话家”），竟被人评为“独具匠心”。而多数有分量的杂文作家，平时也确是不自觉地把“歌颂”一事搁置起来的，他们几乎都有这样的习惯：这世上出了真正好的东西，他们心里高兴，但也不一定非得跟着发言表态，他们更多的是聚焦一个个未解决的问题。“歌颂杂文”专家与真正的杂文家作风格的差别，我恰有一比：就如咱们的新闻联播与香港的新闻报道。众所周知，后者是以“问题报道”为基调的。

关于杂文的文体特征，不少杂文大家都有过论述。这里只引用杂文理论家、出版家、《杂文选刊》主编刘成信先生的说法，“一般地讲，其内容主要是讽刺、揭露、批判、抨击、针砭；其艺术特征主要是：幽默、辛辣、尖锐、精悍。”他以为，“杂文与杂谈、杂感、政论、议论文、读（观）后感、序跋、回忆录甚至其他文体混杂在一起，便有可能使作者淡化对杂文的文学性、形象性和批判性的要求，如此，便可能降低杂文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思辨力；就可能使读者误解：杂文原来就是杂七杂八的东西啊！”

更能帮助我们辨析的是，刘先生将杂文与一些“时髦随笔”作了个详细的比较：

更有害于杂文的是，当前出现一种很难界定的文体，迄今无法表述其性质与概念。说它不是杂文吧，还有些许的批评和针砭，说它是杂文吧，还远远不够品位；说它是随笔吧，分明是由杂文作家、作者撰写，被报刊编辑发到杂文栏，说它不是随笔吧，又无类可归，姑妄称之“时髦随笔”吧。

杂文选题严谨，事件典型，针砭时弊，揭露丑恶，有价值，有力度，有针对性；“时髦随笔”则是作者所见、所闻、所忆、所感、所梦均可入文，常常无病呻吟、不痛不痒，轻易即可敷衍成篇。

杂文关注社会现实，展望历史发展走势，昭示观念嬗变，激励同胞珍重人生价值；“时髦随笔”则是乖僻异趣的孤芳自赏，空虚心灵的流露，它往往充斥着小聪明和无聊的轶闻逸事、非分之想，且包装得花里胡哨。

真正的杂文作家具有机敏的嗅觉，忧国忧民之心，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时髦随笔”的作者则绕开政事，回避现实，明哲保身，自我陶醉，悠哉游哉。

有些杂文作家、作者对炮制“时髦随笔”乐此不疲，它的泛滥已经在部分读者中造成混乱，当务之急是报刊和出版社的杂文编辑严格遴选，高度负责；严肃的杂文作家把高品位高格调的杂文源源不断地奉献给广大读者，让这类“时髦随笔”不再鱼目混珠。

刘先生指出“当务之急”在于杂文编辑要高度负责，严格遴选，杂文作家要严肃对待，坚守品位。这是很中肯的。就我所知，有相当部分人并未能这么做。甚至是一些杂文名家，在一些文友的作品面前，本来明明知道其中深浅，却为了一个“好人缘”，佯作“宽容”之态，对那些似是而非的“杂文”推波助澜，或来者不拒编入自己主持的栏目和选本，或在研讨会上为之插花抹粉，全不在乎别人说他心口不一为长不尊。我曾参加过一些研讨会，着实为某些专家学者的“集体失语”感到汗颜！“炮制时髦随笔”的作者，刘先生这里说是“杂文作家”，其实那多是他们“自以为是”给自己贴上的标签。他们总是千方百计要证明自己的东西“确是杂文”，或辩称“不是鲁迅式杂文才叫杂文”，或公布自己的作品怎样遍地开花，或透露一些杂文名家多么热情为自己的“杂文”作评写序，等等。如果你稍微指出他们的作品“还不是很像杂文”，他们就会说你“唯我独尊”，“想搞杂文垄断”，“我的杂文不像杂文，那如何解释它们常常在杂文栏目刊登？又被编入选本？有的还得了奖？难道你比杂文名家的评判还要权威？”这在“看热闹”的人看来，可就要说你多事了。“看热闹”的人站在边上，他们多半很难能感知个中的虚实真伪，不明白文场是最讲“人际潜规则”的，你若破坏了这个规则，“文人相轻”、“狂妄自大”、“妨害百花齐放”等一大堆的罪名，你就只有等着消受吧！这样的“风险”自然只有傻子才愿轻冒。杂文界看来也有不少“聪明人”，深懂得“好人缘易办事”的道理！

说到杂文的多样化，我当然也认为，“鲁迅杂文”也只是杂文之一格，不必也不宜搞“一宗独尊”。但从杂文发展的历史和杂文界的普遍观点来看，“见血”则应是杂文的最基本特质，至少也是好杂文的基本特征（另一个基本特征是文学内涵、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要求），鲁迅杂文无疑是最卓越的代表。若干年前，有人倡导“新基调杂文”，可惜很快便烟消云散。这说明，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要创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和法度，都先得尊重一下基本事实和规则才行。如果处处辩称“文无定法”，实质上却只为了自己一些有点不伦不类的东西而提倡“无标准”，或者一意坚持以次充好，则更属等而下之。能说八七五十六字分行就是律诗吗？能说韵律合辙的就一律是好律诗吗？前者是“是与不是”的问题，后者则是高低优劣的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值得严肃研究的。比如，认为吴有恒的文章比微音的文章更像杂文，鄢烈山的得奖比林祖基的得奖更令人信服，这该是不必大争议而颇具参考价值的事实了。

这正是：

是虎不是猫，是猫不是虎。硬当猫是虎，多半是只鼠。

世事纷纭，非独杂文可作如此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