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态度

如果从艺术多面手的角度，把苏轼同唐宋八大家的其他七家比较，苏轼堪称首屈一指，因为他的诗词书画都是名世的。“吾文如万斛泉水，不择地而出”，这有他的大量作品为证，恐怕不是吹牛吧。“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传神写影，都在阿睹中”，他对于诗画的名言，可见其欣赏水平之一斑。

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但我们不宜把他看作一介书生，更不能因为他屡遭贬谪，就把他看作一介腐儒。他不是书呆子，虽然我不敢贸然称之为政治家，但他至少也是一位非常有政治头脑的人。

他对北宋与辽、西夏的关系有着远见卓识。他在《教战守策》一文中曾预见：“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

他对北宋的社会积弊体验殊深，他揭露当时的官场黑幕：不幸的人遭遇冤屈，申诉之难难于上青天。受了冤屈的人无可奈何，要拜见父母官比见鬼神都难。高级官员高高在上，把该办的事都交给小吏，凡是送了贿赂的，早晨有了请求，晚上就达到了目的；空手而来的人，却长年不予解决。按常规办的事，却一再拖延。即使一点小事，不送钱托人情就办不成。这是他在《决雍蔽》一文中的揭露和感慨，如果不体察民情，不关心百姓死活，哪能写如此“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文字？“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申当世之过”，这是他对凫绎先生诗文的赞语，依我看，这也是他的夫子自道。他曾担任过中央级的大干部——礼部尚书，如果仕途顺利，我相信他是会大有作为的。但由于与某些当权的人政见不同，而屡遭贬谪，他的人生态度不能不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是面对接连打击的忍。这种忍的态度是正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忍，只能向政敌投降或者出卖灵魂，换来自己的飞黄腾达；或者奋起抗争，但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忍，可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忍，可以避免致命的打击。苏轼的忍还有一个乐观的愿望，那就是希望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他在《留侯论》一文中，对忍的人生态度非常赞赏，他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他曾经批评西汉的贾谊“志大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虽然他最终也没得到北宋王朝的重用，但他忍的人生态度，以待时变的人生态度，使他从绝望的阴霾中升起一道希望的亮光，使他的人生道路延长了许多。

二是学佛学道，清心寡欲。他被贬黄州和惠州时，学佛学道很是认真。我认为这不能算是用宗教的鸦片麻醉自己，这也是受严重打击的人的精神疗伤的一种方式。韩愈曾批评柳宗元的学佛之举，但柳宗元却不以为然。他喜欢学佛的人“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柳之学佛与苏之学佛道，心境和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从官场的追名逐利和相互倾轧的创痛中解脱出来，以得到心灵的平静。

三是寄情山水，这也是他医治精神创伤的好方法之一。“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唯江上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吾与子所共适。”欣赏山水之美可以忘怀政治之痛，给灵魂找一个栖息的小屋。我认为这是明智之举，这比兼济天下而一变为势力小人不知要崇高多少倍。

四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贬惠州时，他作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贬儋州时，他“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但他能改变思维方式，调整心态，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每到一个贬所，他都能放下士大夫的架子，亲自参加劳动，“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

世事难料，人生无常，就是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当上帝喜欢与人们开厄运的玩笑时，当你遭遇误解和打击时，看看苏轼的人生态度，我想不无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