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敢于打官司是走向法治社会的必由环节

3月11日晚8时，邀请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2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最高人民法院1位负责人，结合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就司法保障民生问题与网民在线交流问题作出了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称，普通老百姓、邻里家庭生活当中发生一些矛盾是很正常的，能不打官司尽量不要打官司，更加不要敢于打官司。打官司，既劳民伤财，又伤感情。（3月11日新华网）

中国的文化讲求的是凡事不张扬，内敛，在出现纠纷的时候也一般采取低调的处理方式。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即使出现了与自己利益损害的事件，也都希望平息，息事宁人。这表现在打官司上就是尽量不打官司。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似乎没有吃透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就妄下结论了，中国人民正是不喜欢打官司的人群，只有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采用诉讼的手段。

而普通公民敢于打官司应该说是走上法治社会的必由环节。请院长不要再将公民这种具有法治意义的词语叫做“百姓”了，还是在延续古代的吏治说辞。公民打官司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利益无论什么利益都没有小的事情，这是法理上的事情，与情理无关。而我们的院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总是将法理和情理纠结在一起呢，我们知道，只有在一个讲求法理的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自由才能得到基本的法律保障。

而讲求情理主要是在我们东方国度，儒家文化浸淫事件太久的结果。凡事都讲求一个情理，因为情这个主观的东西根本就是与法治社会相悖而行的，所以，情面一来，法律就后退了。而打官司从一个意义上讲就是不讲情面，而看重的是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个人利益又是个人权利的组成部分，而个人权利的彰显才能真正造就一个法治社会的氛围。试想，一个国家之内公民的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就与法治社会相去甚远了。

公民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有很多解决途径，其中之一便是诉讼，而诉讼又包括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种。自然，副院长讲的仅仅是其中的民事诉讼途径。当人们之间发生民事纠纷的时候的途径。其实，任何人不会寻找麻烦，没事找事，只有感觉事情到了不能解决的时候才最终踏上诉讼途径吧。而这其中必然涉及到会危害到双方情面，而情面在这个世界上比较起法律来还是应该后退的。

诉讼可能还会涉及到其中的费用，比如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是不是应该诉讼呢？这不由想起台湾的李敖以及其在大陆的长女李文。李敖在台湾就是一个诉讼先生，有事没事就打官司，就喜欢告人。而这样的行径正好是一种对政治和法治的鞭策力量，犹如鲶鱼，犹如牛蝇，对于法治社会的构建和个人权利的维护都是利大于弊的。同样，李文在大陆也是秉持着其父的风格，有什么事情公堂上见，尽管是伤了和气，但途径是可以考究的，那毕竟是法律的手段。

所以，我们的国家要想实现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不是希望诉讼越来越少，而是希望诉讼越来越多。自然，法官是希望越来越少的案件，因为这样可以减少自己的劳动量。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诉讼案件的减少是没有眼光和胸襟的，此人距离法治社会的法官还有一定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