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生卒年、出生地、行迹小考

为将小说《司马相如》写得更贴近历史真实，写作过程中不经意地就研究起了古今中外的许多论述资料，特别是司马相如的生平。但要考辩相如生卒年、出生地、行迹，可谓浩浩百万字也写不完，现仅抓住关键点作结论性论述。

一、司马相如生卒年：约公元前172年—公元前118年

司马相如卒于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史记》相如本传已可推定，但对于其出生年的推论，难度甚大。现着重考辩出生年。

（一）“以赀为郎”时相如20岁，“客游梁”22岁。从《汉书》知道，景帝二年（前155年）冬以前为年二十三而傅，之后为年二十而傅（服役登记）。为傅之年即可始仕。推举、征召和皇帝特许等情况是无年龄限制的，但相如是“以赀为郎”，当要为傅才可。《通典》记：“景帝诏曰：‘有市籍，赀多不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官……’”，司马家应是赵国豪富迁徒而来，然后以农致富，故非商贾，可“赀为郎”，且家资当在十万以上。按当时的交税标准，十万以上家资每年固定税金当交1万以上。家资十万仅是中富，而相如家在蓬安留有如此多的故宅，家资当数倍于十万，税收更多。从后面相如归家贫来看，相如入仕时家道已不如鼎盛时期，但至少家资也在15万左右。符合条件的青年应是到龄即为“郎”，不必延迟。因为成年了就该交各种税款了，入仕不但可减或免税，且年龄小是仕途优势，司马家也绝不会耽误。故相如“以赀为郎”时当为20岁。“以赀为郎”并非拿钱买官，而是可入仕的条件，故还得层层考试，“为郎”到武骑常侍时应快21岁了。“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危，客游梁。”（《史记》），相如在景帝身边不可能太长，但太短又不合情理，应在1年左右，故，相如“客游梁”当为22岁。只要找到“客游梁”的具体年份，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二）公元前150年“客游梁”，生于公元前172年。

这里全以《史记》资料来考辩。梁孝王曾在景帝年间五次入朝，时间分别是：前155年，前154年，前150年上半年，前150年下半年，前144年。关键点是邹阳唯一的一次游梁经历是从何年开始？在《梁孝王世家》中：“明年，汉立太子。”这里的明年所昭示的汉景帝自食其言（“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另立了太子的那年，即前153年。景帝自知理亏，故梁王“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拟于天子。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在邹阳本传中：“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这里的“是时”，即“梁孝王贵盛”年间，且在梁王“阴使人刺杀爰盎及他议臣十余人”的前150年夏四月之前。于是，前155年，前154年梁王入朝时无邹阳，被排除；前144年也被排除，因梁孝王仅几月后即卒，与相如“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相悖；我们便锁定在前150年上半年或下半年梁王入朝时候。从相如没见到羊胜、公孙诡，只见到邹阳、枚乘、庄忌来推断，应是梁王谢罪的这一次入朝（前150年下半年），因这一次入朝时前两人已被赐死，跟随的必然是为入朝立功的邹阳，以助应对的枚乘、庄忌了。于是，结论出来了，相如“客游梁”是前150年下半年，故，生于前172年。

二、司马相如出生地：巴郡安汉，得卓王孙分钱后户藉迁至成都

（一）以其故宅为县名之佐证。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划安汉县地增置新县——相如县，县治在今蓬安县利溪镇两河塘，697年迁锦屏镇，明初省入蓬州，县名存在近900年。《周地图记》：“相如县有相如坪、相如故宅，因以名县（郡）。”《元和郡县志》记：“相如故宅在县南二十五里，居滨嘉陵水，有台名相如琴台，水北有相如坪。”《旧唐书•地理志》记：“相如，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县。以县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台。”《宋史•地理志》“相如县”记云：“望以南有司马相如故宅而名。”

（二）古诗文众多之佐证。清人王培荀的《听雨楼随笔》：“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梁简文帝萧纲的《琴台诗》、唐初相如县令陈子良的《祭司马相如文》、唐人李商隐《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诗、明人卢雍《谒长卿祠》等等。

（三）古迹众多之佐证。今蓬安县锦屏镇、利溪镇，西南方位的高坪区江陵镇等地有相相如宅、相如故宅、如故墅碑、相如井、相如坪、相如琴台、慕蔺山、相如里、洗墨池、文君里、卓剑水、琴台寺、长卿祠、相如诗碑等。

（四）“以自叙为传”之佐证。刘知几《史通•序传》云：“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司马迁作史记则以相如自叙为蓝本。既“蔑尔无闻”，又何来“蜀郡成都人也”？而太史公原本的《史记》，在后世屡有补文，“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但现在看到的任何版本，字数都远超这个数，比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司马迁死后几十年扬雄才出世）、司马迁亦死在钩弋夫人之前，但《史记》照样写了钩弋夫人的死……这些都是后人所加。我们来看两处“归”：“会粱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两处的“归”后都写家境，前者没说“归”哪儿，后者却多了“成都”，此“成都”二字，也当为后人所加。至于开篇的“蜀郡成都人也”是否也是后人所加，则不重要，因为富有后迁至了成都。结论：司马相如从安汉“以赀为郎”，粱孝王卒后和文君夜奔相如后均是“归”的安汉！那为什么不是少年求学就开始举家落户成都呢？果真如此，那今之蓬安县境内绝不会有那么多的相如遗迹了，更不会有“卓剑水”、“文君里”。既有文君遗迹，文君肯定住的时间不会短。而且许多遗迹都是求学阶段少年生活期间所留，特别是“慕蔺山”更能佐证相如在安汉学成入仕，因为是学成后“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倘若成都有家，相如几次大起大落之间，两夫妻哪个时间段都绝不会有闲心从成都跑到偏僻的蓬安来住，就不会有文君的遗迹了。相反，在成都的这类遗迹就很少，故，相如应是有钱后才在成都置田地并自此落户于成都：“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三、司马相如生平及主要行迹

前172年，出生于巴郡安汉县，今蓬安县利溪镇两河塘；

前152年—前151年，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

前150年，客游梁国，前145年左右作成《子虚赋》；

前144年，梁王卒，归安汉；

前143年，文君夜奔相如，与文君回安汉，作成《琴歌》二首；

约前142年，相如与文君临邛酤酒，随后在成都买田宅，落户成都；

约前140年，天子得《子虚赋》，相如应诏进京；

约前139年，作成《上林赋》，再度为郎；

约前138年，猎长杨、游宜春，作成《谏猎疏》和《哀秦二世赋》；

约前137—前131年，作《凡将篇》、《郊祀歌》；

前130年，出使巴蜀、南夷，作《喻巴蜀檄》；

前129年，出使西夷，失官，作《难蜀父老赋》、《美人赋》、《长门赋》；

前128年，复官；

约前127年—前119年，作《大人赋》、《自叙传》；

前118年，病卒，作成《封禅文》。

需要说明的是，司马相如的创作绝非上面所提到的，据《汉书》载，其有赋29篇，其余大多佚失。其诗亦亡佚数首。

（稿于201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