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性”：鲁迅催生的中国现代文论观念

鲁迅先生不但以优秀的文学创作为现代新文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树立了典范，而且推进了文学观念的改造，在文艺理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对文艺问题所发表的很多精辟见解，概括了他自己经过长期创作实践摸索到的宝贵经验，溶化了古今中外许多作家、艺术家、理论家的正确意见，既有强烈鲜明的革命内容，又时时闪露着对于艺术本身的真知灼见。鲁迅关于文艺的真实性理论，就是其文艺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独特的价值内涵，闪耀着唯物辩诞法的思想光辉，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宝贵财富。

“真实性”指反映事物真实情况的程度，特指文学艺术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正确程度。“真实性”一词原本是西方的文艺理论概念，鲁迅基于批判封建主义“瞒和骗”的文艺之现实需要，率先将其引入中国文论领域，并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赋予其全新的含义。

一、“模仿说”、“镜子说”和“再现说”构成西方文艺“真实性”思想的最基本框架

“真实性”问题一直是西方文艺理论的重要论题之一。自柏拉图开始，西方文艺理论家都把艺术作品和真实的关系置于极其关键的地位，纷纷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实践进行理论概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论、观点和看法，归纳起来不外乎“模仿说”、“镜子说”和“再现说”三大流派。

“模仿说”盛行于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主张艺术是对自然和生活的“模仿”，自然和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西方古代的文论家门初步觉察到，模仿活动所获得的艺术真实，不只限于对事物的简单的关照和机械的描述，还应当包含着艺术家主观方面的心灵的创造。达到艺术真实，只有模拟是不够的，必须具有艺术的想象和虚构。柏拉图承续了古希腊哲学求真的科学传统，发展了苏格拉底揭示矛盾、借助辩证法最终认识抽象真理的方法，他认为，文艺创作不是凭技巧，而是靠灵感。其“灵感说”描述了创作过程中的非理性状态，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们知道，文艺描写的中心对象是人。“模仿说”的倡导者力图引导作家、艺术家去表现人的生活，刻画人的性格，展示人的内心世界。不逗留在事物的表面，去模拟事物的外形，而要窥测人物的灵魂，“通过形式表现心理活动”，以求得“内在的真实”。这个思想是深刻的。

“镜子说”是“模仿说”的继续和发展，在文艺复兴和十七、八世纪的西方文论史上占据绝对优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对文艺与生活关系的形象化表达。塞万提斯积极提倡“镜子说”，主张艺术“应该是一种人生的镜鉴，风俗的范型和真理的假象。”“镜子说”的“真实性”观点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不少文论家都强调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生活的真理。狄德罗提倡从“善”和“美”的结合上表现“真”，主张文艺创造应当通过对“真”和“善”的美化，“加上一些难得而出色的情状，”使真和善更“显得美”。

“镜子说”注重写人，反对单纯模仿自然；或认为自然包括着人的天性，即自然人性。莱辛认为，如果艺术家只摹绘人外的自然，仅“忠实地模仿了自然的一半，……丝毫没有注意体现在我们情感和心灵力量中的自然，”因此便无法展现出人物“性格的内在真实性。”“镜子说”进一步启发人们，解决好主、客观的关系，是达到高度的艺术真实的关键。

“再现说”开始流行于十八、九世纪，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民主主义文论家将其推向顶峰，而且论述得最为完备，他的最为有名的一句文论名言就是：“艺术是自然和生活的再现”。在他看来，艺术应当通过“再现现实”“说明生活”，“对生活现象下判断”。“再现说”的倡导者十分强调文艺对生活的依赖关系，非常自觉地将文艺的真实性和文艺的典型性联系起来，引导作家“借思想之力”洞察事物的“内在本质”，不满足于对食物外部特征的摹画，而深入到生活的肺腑。

“再现说”强调文艺的真实性，但并没有把它看作是衡量作家和作品的唯一重要的尺度，认为艺术再现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客观思想和主观思想的统一，是两方面的彼此熔铸、浑然一体。“再现说”的真实论，尤其强调“再现”人的现实生活，主张广泛、深入地表现作为现实生活的主题的人的命运，刻画人的性格，揭示人的灵魂。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是提出“美是生活”的命题，主张艺术创作必须从描写对象的实际出发，揭示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们的本质和特征。

“再现说”十分重视作家与时代、社会和人们的密切联系。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文学的状况是由社会的状况来决定的，文学始终从属于社会。”事实上，每一位进步的作家、艺术家，总是关注、同情和表现人民的历史命运，只要他们忠于现实生活，客观上就必然流露出对人民的热爱，表现出对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的肯定，展示出对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憧憬。坚持把现实主义艺术揭示生活的趋向和表达先进阶级的意向结合起来，把文艺的真实性和人民性联系起来，正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和优点。

二、鲁迅文艺“真实性”概念的提出和阐发完全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所作出的理论选择

鲁迅的文艺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但真实性问题始终是他观察文艺问题的中心。鲁迅主张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提出“真实性”的概念。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就重视文艺的真实性问题。那时他“别求新声于异邦"，发表《摩罗诗力说》，首先向中国人民介绍从拜伦至裴多菲等“摩罗”诗人为代表的西方积极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潮，为的是促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期望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诗人和文艺家。他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

鲁迅认为：精神界的战士，就是象摩罗诗人那样“抱诚守真”。具有抱诚守真，“作至诚之声”，“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时俗”，才能“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在这里，鲁迅提出了诚善美的概念，而诚即真是其根本。只有抱诚守真，才能谈得到善和美，而不真即“瞒和骗”的东西，总是不善的，也是不美的。正如真善美相联系一样，假恶丑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那时鲁迅所关注和强调的，主要还是作家主观感情的真实，即所谓“抱诚守真”，“作至诚之声”。

“真实性”这个源于西方的概念，之所以会最早进入鲁迅的视野，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虚伪的、虚假的、欺骗的和不敢正视现实的弊病，鲁迅的“真实性”观点正是在批判封建主义文学的“瞒和骗”的过程中阐发的。

在鲁迅看来，“瞒和骗”是违反真实性的，是与艺术相敌对的。1925年，鲁迅在《论睁开了眼看》的重要文章中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文艺上的真实性问题，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问题。现实生活是第一性的，但是怎样写真实，怎样正确反映呢？生活中的真实虽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不会自己来到作家的笔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特别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因为只有经过实践，客观真实才能反映到人脑中。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要求排除一切先入为主、和生活真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所以反映论的第一要义，还是要描写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的真实，不隐瞒，不夸大，也不粉饰。这就是从根本意义上来理解的文艺的真实性。

虽然鲁迅最初的认识，还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高度，他所理解的文艺的真实性还主要不是第一性的真实，而是第二性的真实，但他所强调的主观世界的真知、真情，所热切期待的文艺的真声音，却是根源于生活实践，不仅来自对客观现实周密的比较鉴别和广博的见识，还来自人民的心声，反映大众的愿望，是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的。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着重强调的是“诗力”——艺术的、精神的力量，强调的是“作至诚之声”——喊出真诚的声音，这是有其鲜明的针对性的。

鲁迅在批判中国封建主义文学的“瞒和骗”的过程中，还重点抨击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十景病”和“团圆主义”，指出“十景病”是中国国民性的祖传病态之一，这种病态的要害是掩饰缺陷；“团圆主义”的“曲终奏雅”，则完全是撒谎，是对黑暗现实的粉饰。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鲁迅的文艺“真实性”的概念的提出，完全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所作出的理论选择，已经有现代的独立的眼光和立场。在鲁迅那里，无论是对于西方文论的择取，还是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继承，都是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的，针对性很强，他的阐释糅进了对于中国种种情况的分析和理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不是简单生硬地照搬照抄。

三、鲁迅文艺“真实性”观点对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一种理论观点已经扎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中的时候，那么它已经获得新的内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民族化和本土化了。鲁迅的文艺“真实性”观点便是这样。正是鲁迅对于“真实性”的精辟而深刻的阐述，才使得“真实性”这个舶来品成为最早成熟的中国现代文论观念，并对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迅的文学创作有高度的自觉意识、有明确的追求目标、有坚定的执著追求，全部创作都围绕着改造国民性这个核心，呈现出一种思想家的特质，一种现实战斗精神，一种现代反抗意识，超越了个人人格特征，显示出一种民族魂。鲁迅对现代文学在多种文体形式上进行积极开拓，并且显示了新文学丰富多彩的文学风格的形成，始终站在新文学的制高点上，成就了杂文等现代文体的辉煌。

鲁迅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和描写，对整个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鲁迅的启发、领导和带动下，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乡土文学热潮，而鲁迅是开创者。随后，在30年代，在鲁迅影响下加上左翼革命文学的推动，再次出现描写农村和农民的高潮，特别是30年代初、中期，进步作家、有识之士无人不写农村，无人不关注农民，典型的如曹禺写了描写农村的作品《原野》，洪深写了《农村三部曲》，茅盾写了《子夜》，王统照写了《山雨》，因此30年代被人们称为“子夜、山雨季”。40年代解放区出现了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等全面描写农村的新高潮。鲁迅对农民的关注，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讲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主题。

鲁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和描写，实际上显示了鲁迅对中国社会又一本质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在现代文学史上受其深远影响的主要作家和代表性作品有：叶圣陶的《倪焕之》，郁达夫的系列小说，柔石的《二月》，巴金的《家》、《春》、《秋》、《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等。

鲁迅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和描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妇女自身解放的要求给予了充分理解，对其遭遇给予深切同情；二是揭示了中国妇女的自身弱点与局限，祥林嫂、单四嫂、爱姑、子君等女性形象在鲁迅笔下显示了不同的类型，构成了一个系统而深刻的体系。在现代文学史上受其重大影响的主要作家和代表性作品有：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曹禺的剧中人物，沈从文的小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