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性与典型性之间的完美结合

坚持把艺术真实上升到艺术典型的高度，把真实性和典型性相结合，把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紧密联系起来，这在鲁迅后期的有关论述和作品中，得到了自觉地阐发和运用，焕发出夺目的光辉，标志着鲁迅唯物主义文艺思想的重大进展，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杰出贡献。

一、文艺的真实性问题，首先是作品所描写的客观生活的真实，也就是题材的真实

文艺的真实性问题，首先是作品所描写的客观生活的真实，也就是题材的真实。鲁迅的题材观，首先是反对题材无差别论。他总是联系题材的有无意义、以及大小之别、重要与否之别，来考虑其真实性问题。鲁迅认为，把没有意义的事和人写进作品，即使十分逼真，这作品也没有价值。为了艺术的真善美，他反对生活中有什么就写什么，而主张暴露丑恶也应该严于取材，不要把“鼻涕狗粪”式的事物写入作品。

鲁迅承认题材有大小之别、重要与否之别，这是由于题材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都存在差别的缘故。处在社会斗争空前尖锐的时代，鲁迅强调文艺的真实性，首先着眼于时代的真实性，而不满意寄情于“山水花鸟”，追求“小摆设”和“身边琐事”的真实。他要求青年文艺家应当“扩大眼界和思想”，关注更能反映我们时代的真实、社会人生的真实。

为了真实地反映时代，反映社会生活的矛盾和斗争，鲁迅在题材问题上提出了他的著名主张：“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写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作为无产阶级作家，鲁迅总是引导前进的文艺家主义社会现实，关心现实斗争，选取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1936年，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认为这种文学“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个口号概括了他在文学的题材和思想上的主要观点：要求写出同民族革命战争有关的、反映人民大众生活和思想的要求的文学作品。

鲁迅根据文学作品的作用和影响，肯定艺术描写需要有所概括，而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必须深入生活的漩涡，“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他自己的一条创作守则是：“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也要求革命作家们多方面地熟悉生活：知道革命的实际，了解敌人的状况。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他还指出：一个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对于这一切即使没有亲身经验，还多少“能够体察”，一旦要他表现“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因此，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鲁迅主张作家要扩大创作的视野，“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文学艺术具有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作家也就有义务熟悉他尚未熟悉的生活。鲁迅对于生活的这种积极的态度，说明了他的现实主义是富于生命力的，充满着革命的理想和内容。

鲁迅在题材问题上的观点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他在坚持文艺的真实律，坚持能动的反映论时，总是首先坚持唯物主义的基石，坚持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原理。而且，社会生活原始一个整体，重大题材和非重大题材也是互相联系的。他明确告诉文艺家，要有全局观点，要认识各种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

二、艺术真实要高于生活真实，关键是创造典型形象，让真实性在“艺术典型”形式中表现出来

鲁迅对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联系与区别，具有科学的认识。他明确指出，艺术真实来自生活真实，但又非生活真实。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创作，它不是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而是靠缀合、抒写，对生活进行集中、提炼、概括，来取得真实性；由于集中、提炼、概括，即经过作者的逻辑“推断，使之发展下去”，因此，这种真实性是和典型性相结合的，“这便好像预言”，“后来此人，此事，却也正如所写”，反映了生活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怎样使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关键是创造典型形象，让真实性在“艺术典型”形式中表现出来。鲁迅追求艺术真实，在创作上就是力图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选取富有代表意义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鲁迅在法捷耶夫《毁灭》后记中对作者“选出代表来”的做法赞赏有加，就是肯定了个别反映一般的创作规律的运用。

用生活中许多人的某些特点，融合成为一个形象，没有较高的本领是不易成功的。鲁迅的思想艺术才能正表现在这里。他小说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阿Q正传》等小说发表后所引起的广泛社会反响，就是其典型创造取得最大成功的明证。这种典型创造论，在其后期的杂文、诗歌、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更是得到了完全自觉的贯彻，进而从科学文艺论的高度，丰富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典型论。

三、鲁迅把艺术真实放在艺术典型中来表现，不仅指人物形象的创造，还包括典型环境的描写

鲁迅把艺术真实放在艺术典型中来表现，不仅指人物形象的创造，还包括典型环境的描写。他的小说尽管篇幅较短，但每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几乎都是典型环境中的必然产物。我们熟知的“孔乙己”这个艺术典型之所以栩栩如生，真实可信，就是与作者重视描绘人物活动着的那样一个具有历史具体性的典型环境分不开的。“孔乙己”这个艺术典型，完全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典型，他的每一言每一行，他的每一点心理因素，他的每一次性格表现，都渗透着尔虞我诈的人吃人的血泪，染上了最浓烈的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色彩，这就自然而然地为“孔乙己”悲剧的产生和演出提供了典型环境，进而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

艺术的力量决定于它楔入现实的深度，要求一篇作品能够动人，便连具体的细节，也应该是生活的闪光。鲁迅称颂法捷耶夫的《毁灭》，认为“不但泰茄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前期的小说在塑造主要人物时已经注意到典型环境的描写，并把它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上来。后期的理论和创作，更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即使是历史小说的创作，也辩证地处理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既写出人物活动环境的历史具体性，又具有针砭现实的深远的概括意义。现实小说《二月》中“肖君”的形象如此，历史小说《起死》中“庄周”的形象也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