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南方都市报》于2010年1月29日刊登有一条消息，《3000万农民工性饥饿，谁管？》原文内容如下：

本报讯（记者薜冰妮）“各级党委不单要关注菜蓝子，也要关注被窝子工程，其中就有农民工性问题。”在昨日政协会议的分组讨论现场，爆出去年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提出调研农民工性问题被政协主席会议“毙了”一事，张枫直言“3000万农民工性问题是大事，很严肃的事。”他表示，今年省计生委要免费发放超过1亿只避孕套给民工。

“3000万农民工性饥饿是大事”

“去年，张枫提出专委会要调研农民工性问题，一到主席会就被毙了。”昨日，中共组委员们讨论时，省政协社法委主任谭璋球回忆。省政府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一听这个伤心事直呼：“遗憾啊，3000万农民工。一个地方，雨太大，发洪水，当官的要让洪水退，干旱了，当官的也要去解决。3000万农民工，性饥饿一年有没有问题？两年有没有问题？”

他直言，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员不好意思讲这个事情，可这是大事，是严肃的事。”领导关心菜篮子，为什么不关心被窝子？各级党委也要关注被窝子工程，个中就有农民工性问题。”

农民工性问题酿悲剧

更令他忧心的是，“主席会议否了这个题，艾滋病传播并没减少。”现在农民工中性病，艾滋病比例上升。去年，被“毙”掉前，张枫已经做了前期准备工作，发现农民工中存在3个现实问题。“一是少性问题，二是超生问题，三是优生问题。”

他解释他为什么要提出调研农民工性问题的5大原因。第一，这是人口安全问题。第二，农民工都是离开“他/她”到异地务工，若性问题乱来，易传播性病、艾滋病。第三，农民工性问题是性道德问题，处理不好影响他人家庭。第四，农民工性问题关系到生产力。因为压制性需求，情绪会烦躁，对工作有很大影响。第五，这涉及到性犯罪的问题。

今年计划发1亿避孕套

“关心农民工就要告诉他怎么解决（性）问题。”张枫称，广东省有常住人口8300万人，流动人口2600多万。去年，省计生委免费发放了9000多万只避孕套，用得最多的分别是广州、东莞、佛山、深圳。今年计划发放超过1亿只避孕套。

“今年还是要争取立项”农民工性问题”，我们希望让政协里的专家深入调研，让报告更有权威性。”他表示今年仍将再提。委员们也纷纷力挺他再提。

他还现场批驳了在性文化节里一些媒体批评文化节售卖“淫具”的说法。他表示，对性生活有帮助的，不能当淫具看待。

另外，在该篇报道旁边还举了一个典型案例，标题为：《同居工友狂砍亲热夫妇》

案例称，张枫现场举了一个悲剧说明现在农民工性问题之窘迫。前两年，有一对在东莞打工的夫妇为省钱，老婆住老公宿舍，同住的还有3个男工。老公上班，老婆在宿舍睡觉，一个男工友就摸了这女子，后来就挨了揍。第二天，这男子也觉得待不下走人，结果发现这对夫妇在亲热，就抓了西瓜刀砍伤了他们。“花了10万块都没治好啊”。

我为什么整篇照搬原文？因为近几天我在网络上发现，就此事引发的话题闹得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意见不一。其实，为此据理力争没有必要。现在是言论自由，在国家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力，无可厚非，争议很正常。从来，大家写文章发表观点看法，最终一点是相同的：把积压在心中的话儿借此通道吐露出来，给心灵解解压，松松气。

我为什么还原引发争论的热点事情的本来面目？因为我们在看待一件事情所内含最本质的东西时，不能断章取义，那样会给读者形成误区。只有综观全文，结合现实情况，才能得出一个根本性的合符大众思想的破解的答案。

从我照搬有关媒体发表的这则消息全部内容来看，无不是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信息：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并已有了超过30年之久，面对“性”的问题不能回避，要敢于面对。我很佩服张枫敢于直言的精神，正如网络上有人认为的一样“他的议案无疑更接近社会和民生，也更具有人文关怀的意义！”

张枫在会上直言，他非常关注3000万在粤农民工的性事，认为党委在“菜篮子工程”之外，还应该重视一下“被窝子工程”。因为此提议接触到“性”的问题，所以遭到反对被“毙”。其实，我认为不必过于紧张。就“被窝子工程”的问题，作者锐圆在同一天该媒体上发表文章《和枫哥说“被窝子工程”》中有一段观点鲜明的话，说得很好：“菜篮子、米袋子、被窝子……政府致力于在细微处见精神，初衷或许不错，但方式一定要改。否则，政府的权力和责任要放大到什么程度，要深入到社会和家庭的什么部位？何况，政府也要想想，各种各样的工程投入产出到底怎么样？从行政管理的科学性讲，这种单兵突进的所谓“某某工程”往往是耗费大收益小的，短时间通过不计成本地投入财力物力，也许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效率太低。万事有根源，百业有专攻，政府要学着把一些权力和资源让渡给社会和个人，比如让农民工夫妻或情侣有条件经常相聚，只要人到了一起，面包会有的，被窝子也会有的。”

张枫的提议不是一个单纯的“性”问题，而是农民工整个生存状态的问题。锐圆还说：“就性论性，恐怕不免招致猎奇的围观和无聊的起哄，所以，从根本上讲，不必搞什么‘被窝子工程’，毕竟被窝和菜篮有别，农民工兄弟姐妹也未必喜欢党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送温暖’。从报道中没有看到枫哥对‘被窝子工程’的蓝图进行描绘。”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从我前面照搬的消息原文中就可知晓。文中反复提到的“农民工性问题”及计划发放多少避孕套与正名“性文化节”等等，都是基于他发现的3个现实问题：少性，超生，优生；要调研的5大原因：人口安全，性病传播，性道德，性压抑，性犯罪。

张枫就此话题所列举的一个案例，事实上也是属于农民工生存问题的范畴。如果那对夫妻在工厂里分有夫妻房或有租房，那么就不会有《同居工友狂砍亲热夫妇》的事情发生了。

由关注“农民工性的问题”引出“农民工生存状态问题”到“如何破解的问题”，我想这才是张枫提议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与思想。“破解”的出路在哪里？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度里，要根据国情不能完全照搬引进西方国家的一切作法，不能再让“全盘西化”的流毒侵蚀腐化国人。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自由化，是党和政府与人民一贯坚决鲜明的态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

根据国情结合农民工生存状态，寻求大众化的“破解”途径，以此来改善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权利。我想，才是农民工真正所需要的所愿望的。

农民工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只有广大的农民工自已心里最清楚，只有深入到农民工群体之中与他们一起生活过，交谈过，或经大量的走访、调查取证才最有发言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真切感知到他们的冷暖，才能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对于农民工最关心的改善生存状态问题，近几年来，各地都已有了明显的改善，对比“民工潮”涌入城市的最初几年来说，衣、食、住、行、报酬等切身相关情况都有所改观。国家也正是在广大农民工的呼声之中，才出台了新的《劳动合同法》。新政策的呼之即出，在当时的背景下，就是农民工最关心，最需要的愿望。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农民工问题已引起了党和政策的高度关注，2009年下半年，广东省在农民工聚集的不同城市做过一次问卷调查。我就亲身经历与其他农民工一起参与过被调查。我在调查表最后一栏的建议与愿望中写了两点：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的急需解决。当时，全厂1000多人外来务工人员中大部分都填有这两条意见。

没想到，愿望还真的实现了，农民工的孩子就近入学不仅不需要插班费而且还可以与当地孩子一样享受国家教育政策的相关优惠补助待遇，而且2009年12月23日《羊城晚报》“焦点深读”版中登载有一篇很醒目的文章《养老保险明年起可跨省转移》，文章指出：22日（昨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从2010年1月1日起施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所有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在跨省就业时随同转移。国家将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机构信息库和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信息查询服务系统，发行全国通用的社会保障卡。

新年伊始，我所在的工厂所有参保人员都重新确认了一次身份证号码。再也不必像之前新政策未出台之时，有外来农民工要辞工时还要想着去办退保手续。这也是农民工真正所需要的关心的问题。

我在前面提过，只有深入到农民工群体之中，经过大量取证才有发言权，才能成为农民工的真正代言人。广大的农民工不会忘记自已真正的一位代言人－－郑小琼。她是从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中走出来的广东省人大代表！

2010年1月25日《南方都市报》广东两会之预热相关报道中称：2008年，省人大代表这个身份突然加在郑小琼身上时，她第一个反应是，“当了代表能不能多帮一个农民工讨薪”。在两年前，“农民工讨薪问题”，就是广大农民工们最关心的问题。

两年后的今天，作为农民工的代言人，省人大代表郑小琼带着广大农民工的期望再次出现在公众的眼前，她又带来了农民工现阶段真正想需要的什么权利问题呢？在同一日，该媒体上社论版中发表有一篇《让农民工在阳光下组织起来》的文章。

文章说，广东省人大代表、有“打工诗人”之称的郑小琼接受本报专访，称她进行一次“女性生殖健康和人流”调查时，发现女性农民工在这方面的健康状况触目惊心，由此，她深受感触，提出一个建议：以社区与工业区为体系，完善有关农民工的基层组织，或者成立在政府相关机构引导下“自助型”的农民工协会。这是一个非常理性而妥当的建议。如果有关部门能够接受这一建议，允许农民工组织起来，可以收到诸多好处。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形成权利意识，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决心不回家乡，则让农民工在阳光下组织起来，比起限制他们的做法，就更为明智一些。农民工组织起来，不仅是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也有利于他们维护自已的权益，同时也有助于在政府与农民工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理性的正常沟通管道，这是有效的社会治理前提。我想：让农民工在阳光下组织起来，这条建议，应该是新年里，广大农民工真正要关心需要解决的问题。

张枫也承认，只有深入调研，报告才有权威性。农民工最为关心的问题是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地在变化着的，不断地在进一步地得到改善，并且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今年党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主任李国祥说，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因城乡二元化结构产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问题充分暴露出来，表明中央已经十分重视这个群体，把他们作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之一。

据统计，我国有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有近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60％。李国祥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其住房问题，让他们在城市有归属感，这也是最难的。下一步是城市要增加农民工落户的吸引力，把农民工纳入城市保障体系，和城市低收入家庭一样，同等享受保障性住房、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等。此外，还要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建议用工企业之间联合起来办培训学校，实行先招工后培训，培训费用由政府承担，让农民工在城市“留得住”。我想，这一切才是农民工真正要关心的问题。

对于农民工，曾几何时，我们的社会以劳动为荣，每个人都可自豪地称自已是个劳动者，可当下，价值在向财富屈首，劳动和劳动者渐被轻贱。他们的苦难被人们忽视，他们的声音无人倾听。他们的感伤无人分享。中国商品畅销世界，畅销的背后是他们的廉价，金融危机来了，他们只能返乡求生，甲流肆虐时，他们被城里人投票赶下长途客车，为了证明自已的清白，他们只能上手术台开胸验肺。

今天，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为了寻找新生活的梦想，为了改变他们的未来，为了他们的孩子，背井离乡，在繁华的都市，在机器轰鸣的生产第一线辛苦地劳作。同时，他们的父母在家乡无人照料，他们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他们的租屋在逐渐衰败，他们自已成了没有根的人，在城市找不到自已的身份，更找不到自已的归宿。他们多数没有劳动合同的保护，他们的车间布满粉尘，他们工作后不能及时拿到工资，他们的孩子在城市无法上学。

这一切，是他们的一道心坎，盼望越过。“我们的时代在构建和谐，我们的城市要敞开胸怀，不是给他们一张暂住证，而是廉租房。他们可以把家安在这里，妻子为他们洗衣做饭，孩子可以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免费上学，春节火车票涨不涨价他们可以参加听证会，甚至，他们可以推举自已的人大代表，城市的市长”。

这才是一代农民工的梦想，也是整个中国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