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蜕变：新生代农民工向何处去？

“农民工”这一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曾经引发过多次社会涌动：从“打工潮”到“失业潮”，从“失业潮”到“返乡潮”，可以说每次“潮起潮落”都是中国社会经济的“晴雨表”。当代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是我国农民工群体中的一部分。据统计，我国有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80后、90后的农民工有近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60％。

据了解，目前广东有大约300～400万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被称为是“无根的一代”。留在城市却又难以融入，始终在城市的边缘。他们从小跟着父辈来到城市生活和工作，已经适应了城市的一切，回到老家农村反而不习惯了，而要在城市扎根，又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沉重的话题，没有房子，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子女读书难……在珠三角，数以百万计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一个无法漠视的群体。

他们有了小孩，现在陷入“三难境地”：如果孩子留在打工地读书，没有户口，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很差，肯定耽误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上打工地的公立学校，要交一笔借读费，“大人辛苦挣好多年才能攒下来”；假如把孩子送回老家读小学，又担心孩子重蹈她们的覆辙，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对孩子成长不利。

他们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和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他们进城打工，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希望借此改变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和父辈相比，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已经在就业结构中体现出来。上一代农民工很多是制造业的操作工，在生产一线就业，而“90后”农民工则主要在服务业就业，如卖服装的、卖保险的、搞推销的较多。此外，他们心理平衡度较差，难以接受“被歧视”。新一代农民工受现代开放社会影响，已经具有了朴素的但有时又有些盲目的平等和民主观念，对城乡差距、一城两制现象不认同。“他们和以往的劳动力有这样几个差别，一是受教育文化程度比较高。二是这部分人的职业期望值比较高。这部分人大多数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也不愿意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第三是对于精神和物质的享受要求比较高。”他们的生活理念、消费方式等都跟城市居民类似。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游离于城市的各类保障体系之外，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没能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条件。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大量农民工失业，老一代农民工可以回家种田，但“新生代农民工”却不愿意回家务农，因为他们基本生在城市，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和环境，对农村陌生，对农业不熟悉。因此，留在城里又失去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想留在城市，而城市能接纳他们吗？不想回去又留不下来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随着社会化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我国一部分农民首先是从土地经营中走出来，进入第三产业，先后被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盲流”、“打工族”、然后才叫“农民工”，如今农民工的后代即“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作是“无根人”、“边缘人”、“夹缝人”等等，这一社会群体可说是“三不像”：农民不像是农民、市民不像是市民、居民不像是居民，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向何处去？那就是“蜕变”！中国的农民工要想从农村农民蜕变成为城市市民，的确是个艰难的过程。过去一个农民的孩子要想“跳出农门”，只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大学、招工、入伍、当干部等，现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了，现在是大批的农民工要“跳出农门”，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也是一个城乡结构调整的社会现象，这是社会结构产生裂变的自然产物。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蜕变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从农民自身的实力来看，他们大多希望留在中小城市，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是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城市要接纳农民工，必须解决好一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解决农民工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其住房问题，让他们在城市有归属感，这也是最难的。

第二个问题是城市要增加农民工落户的吸引力，把农民工纳入城市保障体系，和城市低收入家庭一样，同等享受保障性住房、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等。

第三个问题是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用工企业之间联合起来办培训学校，培训费用由政府承担，让农民工能在城市“留得住”。现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受教育程度上普遍高于改革开放之初进城务工的老一代农民工，但教育年限短、专业技能水平偏低仍然是导致其就业难、工资低的主导性因素，也是制约其实现“新市民”身份转换的重要瓶颈。

第四个问题是要将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从户籍制度上转变成市民。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而是将户籍制度的破题与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并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同等的教育、社保、就业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