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自“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次伟大实践

1978年，发端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村责任田“大包干”改革实践使包括小岗村在内的中国大多数农村“一夜跨过温饱线”。然而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很多农村包括小岗村在内却始终没有“跨过富裕坎”。为了使中国农民尽快脱贫致富，自1982年起中央连续5年、2004年始又连续7年以一号文件形式聚焦“三农”，颁发支农惠农政策，使广大农村农民逐步走上富裕道路。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始终没有破解，自2004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都在逐年扩大，2008年达到3.31：1的历史高点，绝对差距超过1.1万元以上，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仍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1.3个百分点。即便如此，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近一半还是来自进城务工打工收入。特别是常年1.2亿以上、并且逐年增加的农民进城务工，不仅对城市公共设施造成较大压力，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严重影响农民生活质量和幸福度。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中央1号文件都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镇化建设作为战略高点提出来。笔者认为，这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推出的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缩小城乡差别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举措，这将是中国农村农民自“大包干”之后走向富裕的又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

世界城市化发展中特别是日、韩城市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推进城镇化建设是比较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战略选择。

第一，推进城镇化建设，能够有效地刺激城乡消费，扩大内需。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中央出台了三大刺激内需举措，家电下乡、鼓励汽车消费，均与预期相去甚远，只有房地产业一枝独秀，却成了“先富阶层”和投资客的盛宴。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已远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同期平均水平，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上集中。虽然国家逐年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但现行的分配政策使资本收益占比越来越高，劳动收益占比越来越低。特别是，受西方经济学理论影响，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阶段性的“适度的”通货膨胀，每通膨一次，财富就向先富阶层集中一次，广大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人群辛勤积累的财富一次次被剥夺，难以形成有效需求。而有消费能力的“先富阶层”该买的都买了。消费自然转向高档汽车，高档化妆品、高档奢侈品和出境旅游等，这样，一个人均GDP排名百位后的中国却成为位列三甲的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而这些消费都只能是为外国作贡献，对国内产业带动不大。而有旅游观光，文化休闲、体验经济及农副产品交易等功能和特色、丰富多彩的中小城镇的建设则为城市中等以上的收入人群购物消费、度假休闲开辟了新天地。这样，城市支持农村就不仅局限于投资推动，而且扩展到消费拉动。同时，由于搭建了适合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和富裕起来农民投资发展、就业平台，中小城镇的建设又使民间资本和农民潜在的消费能力极大地释放出来。农民进入小城镇，就业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地增强消费能力。因此，推进城镇化建设，不仅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而且是扩大内需的最有效抓手。

第二，推进城镇化建设，能够较好地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经过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已整体步入小康社会。2008年全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和西方发达国家当年经济发展经历的这一阶段一样，中国经济形态也开始转型升级。被誉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的第四经济形态——以休闲旅游、休闲娱乐、体育健身、文化体验等为主的休闲产业正在悄然兴起，成为都市人新的消费热点。特别是久居千城一面、拥挤单调的闹市，都市人希望有个精神回归的“世外桃源”。生态环境良好的小城镇可以营造度假、居住、休闲的环境，让都市人“诗意地栖居，”有个心灵安放的地方。都市人的消费给小城镇提供了就业岗位，吸引更多农民进入城镇。进城农民不仅收入提高，而且可以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大大提升生活质量。

第三，推进城镇化建设，能够极大地提升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和水平。我国地域广大，物产丰饶，江河湖泊，山川草原，森林田园兼有，特别是拥有5000年文明史，历史遗赠较多。这些自然、文化资源大多分布在广大中小城市及农村，城镇化建设可以将这些资源有效整合，合理、科学开发和利用。特别是，目前农民打工收入或主要用于回乡无序攀比建房，利用率不高，投资价值不大，很多是建成即空置，造成辛苦积攒的财富浪费；或存入银行，用于防病防老，难抵通货膨胀蒸发。由于投资门槛不高，农民和民间资本可以进入小城镇创业发展，使财富在投资发展中保值增值。

2010年中央1号文件已出台了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政策及投融资机制确立等，推进城镇化建设成了各级政府的重大的历史使命。上下同心，相信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一定能够上演出本世纪世界上最威武雄壮、精彩绝伦的历史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