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勇还不是最大的大鱼

中国足球的假、黑、赌，倒底始作俑者是谁？著名的足球记者李承鹏在接受凤凰卫视窦文涛访谈时说了—句老实话：“足协主席南勇是大鱼，但不是最大的，最大的大鱼是体制。这个缺少约束和贪婪的体制，以及体制内的无数人，构成了这个伸手不见六指的黑幕。”但体制又是如何诱使足球堕入黑洞，掉入万复不劫的深渊的呢？李承鹏举了一个例。足球职业化刚刚兴起不久，大连市的领导便向实德队下达了一项“任务”，在12个主场中至少要胜10场！大连实德队战绩也还不错，但要完成领导的“硬任务”，体育局和足协的官员心中也没有底，因为对手的实力、对手的技战术、本队队员的伤病、足球比赛的偶然性……还有许许多多无法预测的因素。怎么办？为了完成领导的任务，思来想去，为了“保10”，只好找人去对方“私下沟通”，请予配合……对方呢？肯定也会背负省市领导同样的“硬任务”，如果双方都为完成政府的这一“任务”，而背地里“运作”，安排两队的输赢胜负，得到皆大欢喜的结果，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观众、球迷那算个啥？算个球！

“运作”一开始，那是冠冕堂皇的，因为那是我们体制内几十年来大肆宣传和鼓励的。因此，在刚刚设计足球比赛的输赢时，足协当事人和地方官员决不会有负罪感，充其量罢，觉得有点“那个”，“那个”是啥？说不清道不明！我们不是有过“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么？比如乒乓球比赛，不是要求过何智丽输给队里某选手么，团体赛初赛不是要求输给某国么……如此等等的作为，美其名曰“完成任务、顾全大局”！

推而广之，在我们这个体制下，各省市县、各行各业，只要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那是要想尽千方百计，排除万难都要完成的。远的如上个世纪60年代罢，为完成粮食调拨任务，吹粮食亩产几万斤，饿死几千万人也咬紧牙关不改口、不认账；近的就说去年“保八”的任务吧，除上海、陕西等几个省的GDP同比下降外，其余二十几个省全部超过8.7％，有的省市甚至同比增长18％，如果按各省报上来的数据，2009年的GDP早已超过了10％！弄得国家审计署将数据一压再压，才修正到8.7％，连审计长刘家义也感叹体制性障碍和制度性缺陷制约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唉，我们这个官僚体制啊，它只对上负责！

其实，我国足球职业化产生于体育管理官僚化之中，它是因先天不足而生下来的怪胎！因此，足球的职业化，联赛的市场化，远远不是“第一、第二、友谊、大局”那么简单！一说到钱，人人皆有贪念，正如李承鹏说的：“换了我做足协主席，几百万的现金摆在面前，我不敢说自己一定不会动心。所以我们要改变的是这个体制，是这个吞噬灵魂与正直的体制。”这种官僚体制内的恶疾一经浸润到各行各业、它就象癌细胞一样，不断复制增生，会发生全身癌变，以至于无可救药。足球行业是这样，学校教育也是这样；医疗卫生是这样，食品防疫也是这样……而新闻宣传、文学创作又何尝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