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王蒙关于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候的评价

王蒙日前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的一场演讲中说：“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10月19日中新社）

随后北大教授陈晓明写了《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还不知道我够不够文学爱好者的资格。对王蒙关于中国文学的评价很不认可。王蒙所依据的是两条滑稽可笑的非文学标准：其一是文学刊物或出版物的数量之多；其二有些在新中国历史上曾被严厉批评过的作家，如今不仅作品接连出版，并且还受到了当下读者的喜爱和欢迎，比如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现在已经成为非常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

下面从三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粗略梳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

先把王蒙丢一边。看看五千年的大地。学术思想最灿烂的时期，是在先秦。政治社会最理想安定的时期，莫过于汉、唐。而文学艺术的发达，则是在唐开国后。

学术思想为什么在先秦最灿烂。

文学艺术的发达为什么在唐开国后。

把这些文化传统演进的脉络弄清楚，也就可以知道中国文学现在是个什么样了。

先秦时期都是一些封建的国家，那时候国虽小，历史却很长。像卫国，是最后一个被秦国灭掉的，它有900年的历史。现在世界各国，除中国外，哪一个国家传有900年的历史，其余的一些小国家，也有将近800年的历史。当时交通不发达，就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天下，天下就这么大。当时产生的中国文化可以说就是人文主义，还可以说是世界主义。这种文化不是只求一国的发展，也不想搞什么扩张，不是侵略文化。

那时候动不动就冒出了一个思想家。像孔子，他的祖先，是商朝后宋国的贵族，但是他却逃到了鲁国，我们今天在孔子的言论以及他的作品里面找不到他灭周复商的念头。墨子，到现在还没有把他的身世搞清楚的，但是他也是一个没有狭义的国家观与阶级观的人，庄子、老子，也是没有国家观、阶级观的。

屈原是有狭义的国家观的人，但是屈原是一个诗人。他的死更应该从文学家的性格来分析。就像王国维死后陈寅恪说王国维是死于文化。

韩非是一个有国家观念的人，但是他到秦国后慢慢的放弃了。

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他们坚持自己的要求，但不是出于真正价值的审慎考虑。从而，所谓现实政策实际上是非现实政策。因为，由于杂乱的民众情绪与狭隘的国家主义，他使很简单的问题变得很复杂，只要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追逐所谓伟大的理念时，现实政策里则是经济利益。

先秦诸子里面没有一个是有着狭义的国家主义的。当时都是以天下为己任，有一种天下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世界观－－全球一体化。

所以他们就有了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个理想，居然在秦始皇时代真的实现了－－天下一家。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个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全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

秦一统天下后，实质是形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在之后的两汉、隋、唐，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政治与社会两个方面。

在秦汉以下，国民参政，有一种特定的制度，汉制先到学校学习，毕业后，进入政府锻炼做事，当时就叫做"吏"。等到他们练习有经验了，有些成绩了，再推荐到朝廷，还要经过考试，才可以正式做官的。做官的人都在民众里面挑选受教育有能力的人当得，在全国各地平均分配。东汉时，大概二十万户中，可以有一人参政，直到清代，各省应科举的人，都规定录取名额，是按照地域平均分配的。全国人们参政都是由政府法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的。讲到这里讲两句题外话，中国的传统政治，我们在历史课本里面学习的是君主专制，这是不准确的。二就是从东汉二十万户中有一人可以参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老百姓的日子还是比较舒服的。我们现在是多少人养一个当官的呀。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说，现在平均每26位平民就要养活一名官员，比西汉时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的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心里，大家觉得很合理，他们不要去寻求出世的宗教了，他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就可以安身立命。

汉末天下大乱后，那时的中国人开始悲观了，觉得政治不清明，社会不公道，就开始希望有来生，开始有宗教了。于是佛教就从印度传到中国。魏晋南北朝社会很乱，信佛的很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印证。到了唐朝天下开始兴盛起来，人又开始慢慢走到现实人生的大道上面来了。

我这么说也不是说，我们后来就没有长进了。

只是那群先秦诸子在那个时候已经把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了，难以超越了。问题只是你如何去实现了。所以后面的人呀，就去搞实干了，让那群先秦诸子的思想在社会上面实现。

在汉、唐时期，形成了政治统一、社会平等、国家富强、人生安康。

当政治统一、社会平等、国家富强、人生安康后，再干什么呀。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追求个性，追求个人幸福。当时的中国人就懂得武力与财富是外在的，不是人生幸福的全部内容。一种稳定的政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时期就要求人的内在个性的发展了。人的精神开始转移到生活享受与品位上面来了。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任务了。管仲的"仓禀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给后人提出了任务。

所以说学术思想最灿烂的时期，是在先秦。政治社会最理想安定的时期，莫过于汉、唐。而文学艺术的发达，则是在唐开国后。

《二》不进行反思的文化，就是离弃文化

当我们不再反思文化，实际上就是离弃了文化。

现在我们被称之以文化的东西越来越多，究竟什么是文化越来越晕。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很清楚，文化正在自我毁灭。没有毁灭的正在做垂死的挣扎。还在心惊胆颤的担心着，下一次山崩会把他们压得粉碎。

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的文化失去了动力。文化毫无抵抗力。文化思想落后于时代，它似乎无力与时代同步。时代也随之变得日益失去文化了。

在“文革”十年，应该提醒我们的文化守望者却睡着了，没有睡着的，早已倒下了。

《三》思想失灵是文化衰落的根源

思想的失灵是文化衰落的根源。

文化的发展在于个人思考追求整体进步的理性理想，并把他付诸现实。人作为文化承担者，有赖于他同时是一个思考者与自由人。文化以自由为前提，只有从这种自由出发，文化才能被思考和实现。先秦时期有那个社会条件，先秦诸子也做好了。

但是，在我们现在，自由和思想能力都被削弱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也变得浮躁不安了，这种浮躁也反过来影响着文化，剧院热闹不过ktv，严肃的书籍败给消遣的书籍。陈寅恪曾要求他学生写出书后，先放十年不要出版，看看当时的那些观点经不经得起十年时间的考验，现在一些作家出书的时间用月来计算。

在《中国青年》杂志采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的文章中，“美女主席”认为，政府应该把一部分作家养起来，为他们创造一个和谐宽松至少是小康的生活。这样有助于解除作家的后顾之忧，专心写作。她进一步强调，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养不起几个作家，可能就是一种悲哀。

本来应该支持精神生活的机制自身变得沉默，变得浅薄起来，这种机制反过来影响着深深陷入这种状态的社会，并且迫使社会丧失精神。

现在我们言论自由的前提就是：无论如何要预先与国家、政党、阶级和其他归属性的观点保持一致，而不是去影响他们。这就是禁忌，不仅不受批判，而且免于讨论。让你讨论的，无关痛痒。

为了不与共同体发生持续的内在冲突，为了回避不断出现新的不满，我们这些“文化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都限制了自己作为道德个人的思考。

一个把自己的精神独立以及道德判断出卖给组织化的个人，一个面临着文化信念障碍的人，真正的文化是帮助不了他们的。

文化问题不是简单了，而是变得复杂的可怕真实，无法去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