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认同”的遐思

秋水君在我的《夫妻的相处之道——恒也》—文中评论说：“中国似的夫妻之道绝对忽视人性，忽视人的精神需求，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性，尊重个人的选择，人性是高于一切的！中国文化总是强调统一啊，先国家而小家啊，强调牺牲个人服从大局。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观。我有点迷惑：博主怎么只强调一种文化，而完全忽视另一种文化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你是否有些失之偏颇？我们这一代人同时受到这两种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因此，我们的言行常常是矛盾的，言不由衷的，不像时下的年轻人，敢爱敢恨，敢作敢为！”

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基本内核。“文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其好比空气，无处不在，它包围着我们，并从里到外铸造我们的内心和外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化就是把社会、人心聚拢在一起的粘合剂，文化提供的是一种社会认同。

正如秋水君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同时受到这两种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如果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对我们的熏陶和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对我们的教育来看，我们这一代人乍—看，确有“言行常常是矛盾的，言不由衷的”的表相！岂止是我们，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鲁迅、陈独秀、郭沫若……直至才逝世的大师季羡林，他们哪一个不是在“双文化”的环境中受到熏陶和教育，成为一个“双文化人”！就说胡适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的婚姻是不折不扣的旧婚姻。这对于中国新派的第一号人物来说，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接受了母亲这份“苦涩的礼物”。胡适与妻子江冬秀在知识层次上的差别太大了，一个是名闻天下的新学术领袖，一个却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小脚太太，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这样一宗不协调的婚姻，胡适却与江冬秀厮守一生。胡适曾提出“现在做丈夫的对太太也应讲‘三从四德（得）’”丈夫的“三从”是：“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四得”是：“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这当然是胡适讲的一个笑话，但谁又能说这里面没有他自己的人生况味呢？！蒋介石在胡适去世后撰写了这样一付对联：“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表率。”挽联很能反映胡适先生的一生的思想和实践：主张新思想，但对旧伦理妥协；崇尚西方文明，却又力行东方做人道德。蒋中正的评价可谓的论。而鲁迅、陈独秀、郭沫若……他们都遗弃了元配，让这些女子终老一生，凄苦萎灭！从西方博爱的伦理观点来看，胡适不入地狱，妻子江冬秀就要入地狱……在“地狱”的门口，标榜要“革命”的鲁迅、陈独秀、郭沫若跑了，却让孤苦无助的元配妻子下了地狱，而以“改良”为己任的自由主义者胡适却自已下了地狱！这与其说是滑稽，不如说是讽刺……

我们这一代人同时受到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不可避免地成为“双文化人”，形成“双文化人格”。我们“不像时下的年轻人，敢爱敢恨，敢作敢为”，敢于草率说出“离婚”二字，然后说拜拜就拜拜……我们自觉有责任上对父母，下对子女，没有办法，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

与胡适年代和我们这一代相比，现在的年青一代面对的世界完全不同，所关心的问题也完全不同。有的人因此常常抱怨，说这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理想”的时代。实际上，一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不会是真空，而在我们的社会里，主流文化主要是由教育、传媒、官场、市场这四个方面共同决定的。那么，我们今天社会流行的文化是什么呢？你用“尊重个人的选择，人性是高于一切的”来概括，的确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我要作一个补充：这里的“强调人性”是一种片面的人性，它缺了很大的一块。具体说就是，它比较注重现实的物质利益和个人的精神生活，但对公共事务、对那些有民族传统的、渊源深厚的精神的层面，却很少关注。在今天，往往就是这样相对单一的人生视野和价值取向，遍布于各种商业广告、报刊文章、电视节目乃至学术讨论当中，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性格状态和价值追求，我甚至觉得，在这样的“强调人性、张扬个性”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比较片面的文化认同。

我认为，一种强大的、有生命力的文化认同，它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它不是四分五裂的，而是能够向社会提供某种社会认同的对象的；第二、它又是丰富的，内部有张力，包含着不同的、相互质疑的部分，因此也就能吸收来自外部的其他文化的好东西，并不断发展自己。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文化认同。所谓认同，指人群内部于理智上形成共识、情感上产生共鸣、意志上达成共同追求，从而将自己与他者区别开来的方式。文化认同有很多层次，足以对整个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时代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等等。

我们先谈谈时代认同。放到历史的座标上来考察，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转型，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转型，即现代化问题，它体现的是时代精神；二是民族复兴问题，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体现的是民族精神。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现代化问题解决了，民族复兴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可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现代化是人类的宿命。马克思认为，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开始，它意味着孤立的民族历史的终结。现代化的普世性夹着强大的物质力量，必然打破民族的疆界，使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汇聚到现代化的洪流之中。谁如果不主动地顺应这股现代化潮流，它就会被这股潮流冲垮淹没，就会被“他人现代化”，并且是通过解散这个民族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印地安人的命运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屈辱和灾难，也是这股世界历史的洪流冲进中国造成的阵痛。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很快就开始主动认同这个时代，中国现代化的序幕也由此拉开。五四新文化运动树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奏响了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九十年来始终不曾倒下，这正是秋水君“强调人性、张扬个性”的证明。五四精神之伟大，就在于此。任何对五四精神的否定，都是错误的。这个时代精神没有国界，它要求我们对外开放，与世界同步。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的伟大之处，也在于此。

另外，我们再来谈谈民族认同的问题。时代精神要求我们，必须走出传统，走向现代。但是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我们主动选择走出传统走向现代，却不是要让本民族解体，而是为了本民族的复兴。在欧美日等现代化国家，时代性的张扬，伴随着民族性的扩张。但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时代性的强力推进，有可能使本民族的民族性萎缩甚至窒息。作为一个落后国家，一个处于现代文明边缘的民族，我们既要追求现代化，同时还要保持民族认同，不使本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解体。因此，中华民族为了自救而主动选择了现代化，不仅仅只有时代性意义，同时还有鲜明的民族性意义，它本身就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生命力极强的民族精神。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表率”，虽非本人自愿，而是“双文化人格”的体现，但就其事实平身，也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重建文化认同，必然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世界和自我，必然要求我们重新定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过去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主要是从时代性的角度来做出总体判断的，因而认定传统文化总体上是过时的、落后的、封建的、愚昧的，这在鲁迅和郭沫若等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著作中得到集中的表现。但是，当我们现在置身于当今世界民族之林，当我们在快速推进现代化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时，最终能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的，仍是那些存活至今的传统文化基因。如果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存在不朽的民族精神，那么这种民族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必然会体现出来，因为传统文化正是民族文化的主体部分。美国一张口就是“民主、自由”，欧洲人一碰到问题就说人权，法国人自认为是道德高地，英国从18世纪就打出的贸易自由的旗帜，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儒家“和”的文化，汉语中“和”有着丰富的含义，如：“和谐”“和为贵”“和善”“祥和”。我们提“和谐社会”的理念，还没有一个外国媒体就此攻击我们。值得深思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看待传统文化的观点和态度，是否包含我们应该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子？我们不能丢掉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这是我们的时代认同所决定的；我们同样不能丢掉孔夫子这个老祖宗，这是我们的民族认同所决定的。

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贯穿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全过程之中，在各个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重点。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不断汲取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这样一来，我们民族精神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深厚、越来越强大，逐渐形成以“我为中心、兼包并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文化认同。我们不能跟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思路，把自己的历史看成一团漆黑。否则，会成为“邯郸学步”，既不能跑也不能走，只有爬回来了！我们不能把自己在近代落后的责任，全部推到我们祖先的头上。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定义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做一个总体的肯定。肯定历史，就是肯定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