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强奸

爱尔兰人威廉.巴特勒.叶芝，以其始终富于灵感的大脑书写了一次诗意的强奸《丽达与天鹅》。“突然袭击：“在踉跄的少女身上，一双巨翅还在乱扑，一双黑蹼抚弄她的大腿，鹅喙衔着她的颈项，它的胸脯紧压她无计脱身的胸脯。手指啊，被惊呆了，哪还有能力从松开的腿间推开那白羽的荣耀？身体呀，翻倒在雪白的灯心草里，感到的唯有其中那奇异的心跳！腰股内一阵颤栗。竟从中生出断垣残壁、城楼上的浓烟烈焰和阿伽门农之死。当她被占有之时。当地如此被天空的野蛮热血制服，直到那冷漠的喙把她放开之前，她是否获取了他的威力，他的知识？”宙斯变成天鹅与丽达交配，产下了引起特伊十年战争的绝色女子——海伦，由此也有了希腊文明的发端，记录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争的《荷马史诗》。正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产生了众多新式武器，特别是原子弹的实验成功，大大加重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二战时美国扔下的两颗原子弹，不仅仅是扔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也砸在咱们共有的地球上。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腾飞，给人类带来现代文明的同时，也给人类造成了不可弥合的伤痛，如同一场诗意的强奸，让人无法选择……因为我们无法选择让历史永远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的刀耕火种，我们只有任由历史的车轮无情的辗压，烈火、浓烟、断壁、残垢……顶多，我们只有像法国的伊凡.哥尔写一首《原子哀歌》，“神圣的外衣覆盖我那依靠着，神圣野兽和疯狂的天使，那被奉承的大腿，而十个号码从亚当的额头弹起。西菲罗思那球形的果实/变成他冠冕的标志密码：斯芬克斯的出生地，对胎儿时期的黎明的追忆，经过德尔菲的三角桌合大教堂的圆顶，毕达哥拉斯那旋转着的和谐，经过布鲁诺的大柴堆和爱因斯坦的时间，驾驭着车轮，十个再次存在于甜寰的铀235中。七色的天空，从垂苑的自我中重列而出。无限被强奸在阿拉莫哥。（阿拉莫哥，地处美国墨西哥州，以试验第一颗原子弹而著名）

叶芝的《丽达与天鹅》中提及的阿伽门农之死，出自《荷马史诗》，这种写法是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战争诗歌的一个传统，类似的例子还有意大利蒙塔莱尔在《希特勒的春天》里提及的瑟伦思女妖，德国的胡赫尔勾勒的《奥德修斯的坟》。希腊人卡瓦非斯的《特洛伊人》以及《塞菲里斯在最后的一天》里些回忆起十字军和萨拉米斯战争。而这种手法与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典雷同，都可以达到借古喻今的效果。

在中国浩瀚的战争诗歌里，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在用典方面堪称一绝。“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作者用孙权、刘裕的英雄壮举，对比南宋统治者的屈辱妥协，让人何等郁郁于怀；用刘义隆草率北伐，急于“封狼居胥”，建盖世奇功，反遭惨败，来类比韩倔胄不修战备、轻战冒进的路线，使人多么提心吊胆；用廉颇被谗的故事，类比南宋践踏人材，令人久久扼腕长叹。其中，以刘宋比南宋，以北魏比金国，以刘义隆、王玄谟昏君庸臣比现实生活中的宋宁宗、韩位胄，足见用典之精，又显作者胆量之大，不畏当权者。“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其英武形象跃然纸上；写刘义隆草率北进，“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其狼狈情状现于眼前；写拓跋焘庆功的场面，“一片神鸦社鼓”，其喧嚷之声闻于耳畔；写自己年岁老大，“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其报国无门的怨愤之情萦绕笔端。不难看出用典在中外诗歌中都是极其常见的。

在灿若群星的现代战争诗歌中，在纳粹血腥统治下，九死一生的奥地利作家策兰的那首《死亡赋格曲》，不得不提：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在傍晚喝它/我们在中午和早晨喝它/我们在夜里喝它/我们喝喝/我们在空中挖坟墓/睡在那里不拥挤/一个男子住在屋里/他玩蛇/他写字/天黑时他写往德国/你的金头发啊/玛加蕾特/他写字/走出屋外/星光闪烁/他吹口哨把公狗召过来/他吹口哨把犹太人唤出来/叫他们在地上挖坟墓//他命令我们奏舞曲//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在夜里喝你/我们在早晨和中午喝你/我们在傍晚喝你/我们喝喝/一个男子住在屋里/他玩蛇/他写字/天黑时他写往德国/你的金头发啊/玛加蕾特/你的灰烬色的头发啊/书拉密特/我们在空中挖坟墓/睡在那里不拥挤/他嚷道/你们这一边/把地面挖深些/你们那一边/快唱快奏乐/他握住腰带中的手枪/挥舞它/他的眼睛是蓝的/你们这一边/把铁锹戳得更深些/你们那一边/继续奏舞曲吧//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在夜里喝你/我们在中午和早晨喝你/我们在傍晚喝你/一个男子住在屋里/你的金头发啊/玛加蕾特/你的灰烬色的头发啊书拉密特/他玩蛇/他嚷道/把死亡奏得更甜美些吧/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嚷道/把提琴拉得更阴沉些吧/然后你们化烟升天/这样你们就有座坟墓在云中/睡在那里不拥挤//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在夜里喝你/我们在中午喝你/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我们在傍晚和早晨喝你/我们喝/喝/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的眼睛是蓝的/他用铅弹打中你/他打得很准/一个男子住在屋/你的金头发啊/玛加蕾特/他嗾使公狗扑咬我们/他送我们空中的坟墓/他玩蛇/做美梦/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你的金头发啊/玛加蕾特/你的灰烬色的头发啊/书拉密特//全诗只有短短的六段，四次在段首出现这样的句子，“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在夜里喝你/我们在中午喝你/我们喝/喝”这与我国《诗经》起兴的手法如出一辙，以《诗经.国风》中的战争诗为例，《诗经－卫风》中《君子于役》一篇，：“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全诗歌共六十四个字，“君子于役”出现了三次，共十二字，这种手法，一方面是由于创作过程多为口头形式造成，较为口语化，读来朗朗上口，具有音韵美，另一方面，通过反复，表现出思妇对丈夫无尽的思念，那种度日如年，久盼不归，心急火燎的焦虑担忧。另一篇《王风•扬之水》也用了同样的手法：“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这样相同的疑问，日复一日的搁在思妇的心口，那憔悴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遥遥的是征夫无望的归期，我想策兰用这种类似于大白话的笔触，要想的宣泄的是对战争的不满与愤怒，诗中的黑牛奶是一种异态，是不正常的，因为牛奶本身是白色，黑牛奶是加入色素或其他东西的混合体，已经失去了牛奶的本真。正如战争给生活带来的一切，使原本平静安宁的生活失去了本真，变得浑浊不堪一样，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得每天晚上喝它，中午和早餐喝它。我们只有面对，然后以内心的强大消解战争所带来的巨大苦难。

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苦难中，“死亡”是我们不得不忽视的一个话题。阿兰－西格——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以自己的牺牲印证了自己在《我和死亡有一个约会》预言。诗歌在开篇写道：我和死亡有一个约会，在某个抵抗的路障前，当春天再次带着沙沙作响的阴影回来，苹果树的花朵在空气中绚烂——我和死亡有一个约会，当春天待会蓝色的日子和集市。这种淡定的情愫与曹值《白马篇》中“捐躯赵国难，视死忽如归”有某种暗合，但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在美国人阿兰•西格眼中，死亡或许是和上帝在天堂的一次约会，也许他将握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他暗淡的土地，他合上我的双眼止住我的呼吸。上帝知道把头埋在绣枕中躺在芬芳的气味中有多么好，在幸福的睡眠中爱情雀跃，脉搏贴着脉搏，呼吸融入呼吸，宁静中醒来充满蜜意，所以诗歌的末尾，西格再次说：“我和死亡那个有一个约会，在夜半的某个起火的小镇，当今年的春天再次整装北上，我不能错过我的约会。”

而在中国士大夫眼中，鱼和熊掌生与义之间的抉择是很困难的，舍生取义——这四字成语已足见端倪，一个“舍”字便可以看出中国仕人对于生的贪念。从宗教角度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有别于基督教的天堂说，也有别于佛教的轮回说，它更重视的是现实的幸福，因此从秦皇汉武到毛泽东，没有一个不渴望万岁万万岁的，中国人为自己的身后掘了一个阴界，里面充满了各种酷刑，却没有为自己创建一个极乐的天堂，所以中国人怕死——与生俱来。中国仕人要么选择避而不谈，要么选择痛苦流涕。就连中国的先贤孔子也很少谈生死的问题，《论语》里一段关于生死问题的对话，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由此可见孔子对死亡是避讳的。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元稹的《遣悲怀》三首，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贺铸的《半死桐》、陆游的《沈园》二首，纳兰容若的一系列悼亡词等等。在表现对亲人悼念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文人对死亡的恐惧。

当然，在先秦的中国也出现了一个卓尔不群的人——庄子。《至乐》篇记述了一个“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市，而我嗷嗷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认为，人生人死，都是大自然循环往复过程的展现。知道这个道理的人，随着大自然的流转而自地飘荡，所以不分生死，不趋生，不避死，生不喜而死不悲；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人认为生是福、死惠祸，所以趋生避死，为生而喜，为死而悲，结果不但不能改变死人的命运，而且枉费活人的精神。

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关于生死命题的思考，深一层次思考便是个人与民族的命题。一般来说，欧美代战争诗比较偏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从总体上看，普遍显得冷峻而沉郁，苍凉而伤感，带有明显的反战反英雄倾向。这可能与当时主流哲学思想中.尼采.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哲学所强调的个人主义有关。法国人最有说服力的代表，莫过于英国现代派诗人狄兰.托马斯，他的诗歌多以生命个体为出发点，《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便是很好的例子。全诗以一个普通小女孩在伦敦空袭中不幸丧生为起因，书写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悲痛与哀伤。诗中如是说：“这个孩子高贵而壮烈的死亡，我不会以一个严峻的真理去谋杀她离别的人类，也不会再让天真和青春的挽歌亵渎生命呼吸的驿站，孩子在意外中丧生，在作者看来是高贵而壮烈的，和那些为战争牺牲的士兵一样，而她人世旅行的结束或许是天堂旅程的开始，在伦敦炮火轰鸣的街头，似乎只是她整个旅程的小小驿站，绝非终结。正如雨果在《巴尔扎克葬词》里写道：“这不是黑夜，而是光明；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不是虚无，而是永恒。”所以托马斯说：“我必须再一次走进水珠圆润的天庭和玉蜀黍穗的犹太教堂."在这庄严的场地里，有声音的影子祈祷，“必须在服丧的峡谷里，播撒我苦涩的种子去哀悼。”作者不是真的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小女孩，而是拒绝在战火硝烟和碎石横飞的废墟中，去面对破旧的裹尸布里，孩子弱小的身体，这里不适合悼念与哀伤，这种大的悲伤，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有在上帝我们才可以泪如雨下。“第一次死亡之后，在没有死亡”，耶和华说：“尘归尘，土归土”，孩子离开了我们，再不会回来，通向那个未知的世界，这是事实！我们谁都无法改变！于是，我们在黑夜中，用爱为孩子送行，拒绝哀悼，却是真的哀悼：“除非创造人类，生养鸟兽花木，君临万物的黑暗，默默宣告最后一缕阳光的闪现。”与之相比，

在中国诗圣“杜甫”以一颗文人的社会良心，写尽了人民的悲悯。从《石壕史》里，“三男邺城戍，二男新战死，室中更无人，惟有如下孙”都仍无法幸免的家庭；到《新婚别》里“暮婚晨告别”都怀着“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的哀伤，慰藉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半戎行”的新婚妻子。从《垂老别》里“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的无可奈何与“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的满目萧然；到《无家别》里“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的无依与“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的茕茕孑立。杜甫用神来之笔，在《兵车行》里，勾画出妻儿老小牵衣顿足拦道哭的场面，让我们明白在那个重男轻女的社会，为什么百姓会“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杜甫的诗里没有太多的中国传统的忠君报国的观念，更多的是对人民的怜惜与关爱，对战争的抗议和反对。这使得他的这些诗歌跨越千年时光隧道依然深刻厚重，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而前苏联和东欧现代战争诗则鲜明的突出了国家意志和民族的形象，高扬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旗帜，诗歌基调热烈而沉雄、悲愤而刚烈。典型的例子如俄罗斯的斯基塔列茨的《我是剑——也是——火焰》和《琴弦断了！歌声啊，如今也该停息》诗人写道：“战友们惨白的尸体，冻僵在我的身旁。鲜血像河水一般流淌，但惟其如此，我们胜利有望。他也写到流血牺牲，也写到生灵涂炭，但却写得热血喷涌、激情飞扬、从主观上试图给人以希望，给人以鼓舞。毛泽东的诗歌正是受了这种英雄主义的影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死伤无数，但在其诗歌中，很少有对战士的悲悯，更多的是对胜利的渴望。如《长征》一诗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作者是乐观的，但也可以说是残忍的，他会去给年幼的刘胡兰提八个大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当然这没有错，但却不会去想刘胡兰的死对家人意味着什么！从这个层面上讲，欧美的现代战争诗歌在“人文”上比以苏联为中心的战争诗略胜一筹。自然，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人所共知的。

武装，冲突，战争对人类来说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一个生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在他的诗里写“把刀剑打造成犁铧之后，不要停手，别停！继续捶打，从犁铧之中锻造出乐器，无论谁想重新制造战争，都必须把乐器变成犁铧。他叫耶胡达阿米亥，这首诗叫《和平幻想的附录》，或许对于以色列这个国家，和平就如同幻景，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战争将不会再次大规模暴发，有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我们不会再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