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三十年

30年前，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新的读书生活便重新开始了。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一样贫乏的中国人，热诚地欢呼着这新时代的到来。1977年，伤痕文学浮出水面。同年冬天，高考恢复，全国高校开始招生。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真理标准讨论”开始。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创刊号发起“读书无禁区”讨论。随后，报告文学兴起，部分外国文学经典作品解禁，大型文学期刊热销，读书热潮漫卷全国……

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内心世界被长期禁锢的中国文人、作家、学者和大众们，热泪盈眶地扑向有限的书本。毕竟，那个“读书无用论”的荒唐年代已经过去，“知识越多越反动”已成为一句笑谈。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场面：一群名牌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们，为买到一本《外国短篇小说选》，大清晨就赶到学校书店的窗户前排起长队。从无书可读到突然开始有一点儿可读，一条窄窄的小路顿时挤满了人群。

这是一个喧哗的开始，一个热情、热烈的开始。那喧哗中躁动着执着的淳朴。那时，在新华书店有个朋友或熟人是幸运的。买书走后门，这在今天不可思议，可在当年，却可以买到很多经典名著，得到很多精神上的实惠。那喧哗中也洋溢着乐观和惊喜。窗户打开，大团的新鲜空气扑面而来，阅读带给人们的激动和快慰是不言而喻的。

当时，陶斯亮写过一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就是这篇报告文学赢得了很多人的眼泪。三联书店同时出版了《傅雷家书》，这本书又给众多读者带来如同精神之父般的教诲和慰藉。很多人相信，傅雷的悲剧与他读过很多书不无关系，但这并不能消减人们读书的热情。

今天，读书的意义虽已多有分野，好多人也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各取所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沸腾的经济生活并未遮掩读书的声音。出版业的繁荣已足以使每一位读者享受到丰富的精神产品，从阅读中得到比30年前多达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思想营养和阅读乐趣。

这种读书的乐趣，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是多么重要。因为我们终于开始拥有了选择的自由，我们为可以自由自在地读书而感到快乐，也为读书使我们的心灵更加自由而感到快乐。这正好印证了卡尔•波普的那句名言：人通过知识可以获得解放。不论这自由生于喜悦还是愤怒，我们通过阅读都可以得到它。

自由了，快乐了，这是读书界的巨变，自然也是每一个读者的幸运。严肃也好，消遣也罢，深刻也好，肤浅也罢，不同的书有它不同的读者，而同一读者也可能做出多样的选择。读书不再是唯一的冲动，却正在变成所有人都可以有的选择，甚至还有了可以不被迫读套话、空话一类书的选择。这是否可以看作书与人一种最为正常和自由的关系呢？

事实上，很难说是在不同的生活状态下读不同的书，还是不同的书把我们引入不同的生活状态。但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读书与生活从来都是一体的：一本书是一段生活，一段生活也是一本书。一个读书人为什么喜欢过一种自尊的生活，理由之一是从书中射出许许多多的严厉和睿智的目光。这样，我们无论置身于怎样的境遇里面，都接受着这些目光的透视。

今天的读者有福气，尽可以通过读书来寄予心底的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向往。但同时在今天做个读者也很不容易，因为现在别的事比如挣钱、吃饭、上网等各种杂七杂八的事太多，而且书也太多了。一入书肆，就如进入股市，眼花缭乱，但真正能让人爱看的书又有多少呢？

有趣的是，人越大，读的书越古；走得越远，越喜欢追根溯源。最畅快的事，则莫过于从源头饮水——水至清，思无邪。何况有人说“好书如女子”，又说“开卷有益”。作为一个读书人，面对现在浩如烟海的书籍，我们应该选择与“时尚”有点距离的书来读，尽量少读所谓的“畅销书”。作为一个出书人，也有理由有权利坚持出一些与“时尚”有点距离的书，这样的书或许少了一些热闹，但多半更冷静，更理智，因而也更能反映时代本质。可以说，写书和买书的人越多，真正的好书和读书的人就越少。不少人肯定现在比30年前买的书和看的书要少，虽然花的钱并不少。

尽管如此，30年的读书生活，毕竟已从贫乏走向丰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伟大时代的深刻变迁。我相信，随着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力资源的日渐重要，新一轮读书热潮必将再度兴起，成为新世纪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