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他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民的利益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和谐社会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一

在国共统一战线完全破裂后，没有人再相信陈独秀能带领中共走出困局。不少人都感觉到，中共是如此脆弱，在城市发动暴力革命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1919年底，由于受到张敬尧政权的镇压，苦闷的毛泽东只得离开长沙重返北京。在北京四个月，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苏联的成功令他深有触动，开始信仰俄式的社会主义，并满腔热情加紧建立政党。并写成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过刚经历了暴动的失败，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生存。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决定保存实力，进军井冈山。从攻打大城市到退败山沟，毛泽东的处境自然很不好，部队士气低落，消极、背叛、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没有人会料想到，这位一介书生可以扭转困局。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争取到了底层民众的支持，同时在军队中还进行了“三湾改编”，撤换不称职的军官，缩编、精简部队，推行军队内部民主改革，建立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体制。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土地上成功创建了红色割据政权。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第一军第一师与朱德部属会合，共同组建为第四军，这就是著名的“朱毛红军”。之后，毛泽东逐渐取得对井冈山红色区域的绝对领导权。但不久，质疑的声音就再次出现。1929年5月，刘安恭批毛泽东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红军内部爆发了对毛泽东职权范围和领导作风问题的大争议。与毛泽东比起来，朱德不仅读过军校，而且身经百战，战斗经验丰富，获得大多数大小军官的支持。而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仅有林彪、谭震林等少数人。因此，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被撤，由陈毅接任。他大病一场，患上当时很难治愈的疟疾。而思想上的打击似乎更为沉重。他第一次离开了亲手创建的红军，养病去了，过着隐居般的田园生活。不久陈毅赴上海汇报，中共明确表态，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1929年12月，毛泽东又重新夺回红四军领导权，他的工农武装割据哲学得到了党内的认可。

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机会，起草一个三万多字的文件，交四军党代表大会通过，史称“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明确提出必须确立中共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因此确立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成为中共建军的纲领。毛泽东的以党建军的思想及其军事指挥才能为他博得了更高威信，也奠定了他日后成功掌握大权的关键。

1930年6月，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他在1925年因为与陈独秀的分歧离开中共中央五年后，再次接近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央对擅自行动的毛泽东越来越不满，他在军事上的成就也让中央担忧，因此开始防范并打压毛泽东。1932年毛泽东被安排在长汀休养。养病期间，毛泽东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当然，他并不准备放弃自己的想法，转变成“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目的是增强理论修养，以此来反击那些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

红军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兵折将，被迫长征，而又一路损失惨重。军事失败加上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的争取渐见成效，使得毛泽东终于盼到了政治翻身的良机。攻占贵州遵义之后，党内高层决定开会检讨前途，这也是毛泽东有意促成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分化了国际派，争取到周恩来，从而重新进入领导层核心。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由周恩来担任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则辅助周恩来。毛泽东运用他在军官中的威望，成功挽救了他的政治生涯。193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成功与周恩来调换了角色，成了事实上的最高军事首脑。这对毛泽东意义重大，因为在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融为一体。当毛泽东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他不但掌握了兵权，同时也在事实上处于随时可以掌控全党的有利位置。正如张闻天所言，由于毛、张、王走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由毛泽东启动，王稼祥具体联络、发起的遵义会议在1935年1月召开，因为三人的大力进攻和周恩来的态度转变，大局迅速逆转。毛泽东重获兵权，并因此而开始涉足更多政治权力。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接替了博古的职务。遵义会议后，虽然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立即获得最高指挥权，政治上也没有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但正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中共开始形成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中央三人领导体制。

二

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确立了他的“主义”——毛泽东思想。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整风动员和大民主。此时，为了使每个党员都主动参与，运动一开始强调畅所欲言向党提意见；仅在延安，参加整风者就达一万多人，共分成五大分区，一千多个整风小组。第二阶段为批判对立面，以大批判和审干为手段，让全体党员集体修身，纯化立场。运动的第三阶段是通过党的决议，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直到刘少奇在1945年明确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1942年后，毛泽东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延安整风结束后不久，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最高权威。

三

抗战之初，国民党有军队两百多万，并且获得西方援助，装备精良，而共产党军队无论人数还是装备均难望其项背。因此，如何在抗日战争中保存甚至壮大军队力量，是毛泽东急需考虑的问题。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发表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明确指出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打游击战，这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是“扩大了我军根据地”，第四条是“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有利于正面整军”，第六条是“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第七条是“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第八条是“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第十七条是“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第十八条是“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从这几条好处不难看出，游击战在给予日寇有效打击的同时，也达到让共产党军队保存实力，并且多方建立根据地壮大实力的目的，也为未来的国共内战积蓄了力量。

毛泽东的《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8月13日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称：“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10月10日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同意避免内战，但并未能就共产党政权及军队的合法性达成共识。在此期间，政府军依靠优势兵力全面进攻共产党统治区。依照毛泽东的战争策略，共产党军队采用边打边撤的方针，放弃土地，保存实力，包括张家口在内的华北重镇最多有105座城市被占领。其中政府军以二十万大军攻打宣化店，共产党军队全线撤退，主力调往延安地区，史称“中原突围”。毛泽东也非常清楚内战和抗战有很大不同，不能停留在后方或者山区，只有占领城市，才能夺取政权，因此一改抗战中的游击战战略，要求打运动战。在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文章中，明确指示说：“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这自然是共产党军力已有增长，而国民党军力却大有消耗所致。

由于毛泽东准备充分，蒋介石八个月的全面进攻没有实质成效，四处寻战却未能歼灭共产党军队主力，因此改采新的战略方案：重点进攻陕北与山东共产党占领区。毛泽东则将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胡宗南入占空城，谎报大胜。同时解放军开始在陕北高原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取得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等胜利，政府军经过三个多月的“蘑菇战”（即游动作战），军力、士气下降严重，最终放弃了陕北高原的战斗。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军强渡黄河，进入大别山，直接威胁南京和武汉；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进入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进入豫西。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间广大地区形成“品”字形战略态势，牵制了南线政府军一半以上兵力。此举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它带动了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战略进攻，整个战争格局发生根本转变。毛泽东赢得内战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机会已经到来。在内战之初，毛泽东认为将会是一场持久战，最短十年，甚至二十年，后来又预计要五年，即到1951年才能打败蒋介石。在经过1948年7月到10月的四个月作战歼敌一百万人以后，毛泽东说：“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从根本上打倒了。”在此后一年（1948年9月—1949年12月），共产党军队转为猛烈进攻，发起三场大战（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击溃、消灭和收编政府军主力近一百五十万人。

（评语）

毛泽东从千余人的农民队伍起家，经过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直到成为数百万大军的统帅。他平生直接或间接指挥了四百多个堪称经典的战役和战斗，做到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决不虚张声势；在具备实力的情况下决不犹豫退缩。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他把游击战上升到了战略高度，是包含了战略进攻战役迂回包围战术突击的游击战。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红军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获得胜利，就表明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实用。毛泽东1936年12月发表了军事理论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红军作战经验，提炼作战原则，阐明了一系列的重要规律。以这篇军事理论著作的发表为标志，表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据说，二战名将、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问毛泽东：“在你所指挥的辽沈、淮海等四大决定性战役中，你最看中哪一个？”毛泽东回答说：“四个都不是，在我一生的军事战略中，我最看中的是红军四渡赤水的胜利，这是我最得意之作。”中国军事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单秀法教授说，四渡赤水之役就是挽救了红军，也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当时，中央红军为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也为摆脱从四面包围而来的国民党军，于1935年1月20日撤离遵义，准备渡过赤水河后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遂于29日凌晨一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寻机渡江。此时，川军集中了三十六个团驻防长江南岸。鉴于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提议再渡赤水回师遵义。他认为，要利用敌人误判红军北渡长江而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以运动战主动歼敌。2月20日前后，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向东二渡赤水，并在五天之内取铜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王家烈八个团和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