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假话，还要用事实说话

台湾政论家南方朔说过这样一句话，“知识分子不仅要避免讲只让特定人高兴的大话，依此获得廉价的掌声，还应该越来越用功，用数据事实说话，解决真问题”。

我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懂得怎么鼓动掌声，却也要坚持说真话的信仰。虽然这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存在互相不信任感，这个社会充满了假言假语，至少“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历史上曾有“指鹿为马”的故事，大意是将一头鹿说成马，不认同者就以“谋反”之罪处置。这自然与当权者的颠倒、为了铲除异己和提高集权的手段所决定。因为社会阶级权利的局限之统治，在封建社会以这些诬陷、诽谤为手段的才会出现那么多，历史有之那现在？

当社会飞速发展，信息获取的渠道将更多，总有些信息逐渐让人感到不安全，人与人之间都有着说假话的惯性，不信任感造成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因为不能够信任，所以缺乏应有的真实。每个人都在说假话，即使有“说真话的权利”。终究有很多原因制造了人“思维的抵御”，对人和社会，吹牛和忽悠似乎被奉成为经典，这只是他们存在的艺术手段罢。当然不是恶意的自然可以获得理解和默认。但没有真实的空气的存在，我们仿佛置身于更加冷漠和利益化的时代。

国民大革命时期，大学学生敢于说出来内心真实的想法，也可能是因为时代不同造成了巨大错落感。只要是不违背政府和现实的，反叛也是需要想像的。

巴金在世时，主张人和社会都要将真话。

如今网络的发展，也加速了人与人“假话的时代”，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文章也是一样，小说大多是虚构的，各类文体的写作都有可能是假的，但这也文艺者之引导方向，重要是曾缺乏事实的依据。就像网络存在那么多抄袭一样，终究是在迎合别人的欲望，也加速和迎合这样一个缺乏信仰的时代。

杂文主张用事实说话，也可运用多种形式来模拟，有些人定然违背了原则，用假的事情作证据，只是这也是对文字的一种强加和亵渎。真话假话，还得用事实说话。没有事实作为依据，一切都是毫无生命力的。难怪曹雪芹老人家在写《红楼梦》时也感叹“真作假时假亦真”。真真假假，自然是难以分辨。他的“目的性”又无人探究，这是一个外星之谜。

那么如今的教育告诉我“说真话做真人”，不是无道理的需要实际的，却是在社会教会了我们大肆而张狂说些虚假之言，肆无忌惮。多么的嚣张，可是这嚣张，可这嚣张是集体的。真话？假话？本来没有了置换置，可是精神却被集体地倒戈，这当然总是需要审视的。

曾有人分析出这个社会的“潜规则”，并以这样的方式来活着：真话，还是假话，都不用当真。其实我们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群人，只是那两个骗子最不明显最隐蔽的吧。我们是无罪之观众，可输出真话却是奢侈的。如果真话须由特殊的人说出来，那么“大人”是否无须当真的？这话对于很多人来说，无不是他们所坚持的“处世之道”，多么经典，又多么高尚。我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坚持，这所谓的时间。

也有人说，那我用事实说话？有时候说话是开玩笑，是一重无伤害的幽默，并非个人的意愿，而是一个社会的传染，就像骂人一样学会的人自然很简单，但当你要改变却是一个比较难的过程。当你吃亏或防守，我想那么说假话也是有招，也是具备有广泛传染基础的。但是假话或仅限于“普通交际”之间，假话也适合诸多的不利之影响。如果慌报军情，做恶作剧自然也可以。用以事实来解释，无论速度和时间产生的巨大影响，都将是一段曙光。但愿进步和先进之士，作出文化上的担当，也是一种高级进化的世界。

是真的话，也是充满假时，这本身也是矛盾的。用事实说话，则要辨别和分析，认清社会诸多之因素，说假话之人如拍马屁也会让权势之人喜欢，却亦让真实之人感到厌恶。这个社会不再是好人和怀人分辨的世界，也非说真话的说假话的时代，这是模糊的界限真正从新起航，真正知道这有界限的恐怕是局外的圣人，无非是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革新，当事实倾向与“某一方向”并造成多大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