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福珍自焚事件”到底折射出了什么

事件“依然”回放：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在强拆唐福珍、胡昌明家的三层楼房时，与唐、胡家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唐福珍在拆迁期间采取“极端行为”，最终引燃身上的汽油，因伤势过重去世。

在这里，需要增加的一个“细节特写”－－－－房子还是当天就被拆了。

唐福珍、胡昌明家房屋如今是一片摆满花圈的土地，不仅让很多人质问当局，“出了偌大的人命，事件竟然还如期进行，还有什么王法，死了一个人竟不能引起相关的重视？”即便是事发后，“现场指挥的有关人员判断不当、处置不力，执法局长已停职”，这一令人痛心的悲剧是否令“暴力抗法”的唐福珍得到“昭雪”和“瞑目”？

一位读者朋友说，“老百姓以暴力对抗拆迁，是认为自己的合法财产遭到侵害，想讨个说法。”

正如这些年来，城管对小商贩的“大开杀戒”，这也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问题”，从“猫和老鼠的游戏”也可以看出商贩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个“连接点”最根本的就是利益二字，是“城市执法者（国家机构）利益”和“底层生存（公民权益）”之间的冲突。而对于唐福珍以自然的方式来“以暴抗暴”，在中国还真算不上“首例”。

2008年5月2日早晨，安徽颖上县黄坝乡发生了一桩避死人命案，被强制拆迁的村民高家在乡政府门前自缢身亡，引发社会争论。

2009年5月24日，湖北宜昌一养猪场遭遇暴力拆迁，数百头猪被埋废墟而死，让人心痛。

根据“权威媒体”评论说，在个人利益和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是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还是政府的要求必须无条件服从，这应该是所有问题的本质所在。人民与法律的关系，在《论法的精神》里，也阐述过这样的一种观点，“政治统治者要在‘法的前提下’给每一个公民以财产和人身安全不可侵犯之保护”。政府与公民的利益上的矛盾，当分歧是贯穿一切问题的核心的时候，则要想办法解决“实际问题”无疑是首要的。

政治辨证法认为，当社会发展和进步到一定的程度时，人民生活的矛盾也上升为“根本利益”之矛盾。正如《三个代表》里阐述的“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与“暴力执法（拆迁）”是相矛盾的。可是“问题重点”也正如某政治领导所狂言：“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权利的行使得当与否，也就是“集权”存在的弊端，实际上也是导致悲剧的又一重要因素。

唐福珍是死了，灵堂里的挽联写着“生得平凡，死得悲壮”。这让我想起历史上的刘胡兰，秋瑾，鲁迅笔下的刘和珍君，虽然唐福珍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比不上她们之“伟大”，却都在用某一方式来证明自己，只不过唐福珍证明的“暴力抗法”是在维护（公民）自己的利益。

知明网友黎明在《唐福珍案：明摆的避死人命》一文中写道：“但不管谁怎么说，公众却不接受‘唐福珍该死’这个说法，不管谁的忽悠本领有多大，都抹杀不了‘唐福珍是被逼死的’这个事实”，文章还说，“唐福珍找过媒体，求助过法律，结果是媒体觉得‘不够典型’，法院不予受理。她自焚后终于‘够典型了’，法律也显示出了无良而丑陋的面目”。

可“事实的真相”却是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在把楼里的人都控制后，才用吊车将房子彻底地拆了，竟没有搬出任何的东西。如今他前夫、儿子还另有6名亲属都被拘留，连家都没有了。实在是悲惨！执法者所谓的“暴力执法”定是（公民）利益受到侵犯后使用的“极端之法”，不然一个正常之人为何作这种牺牲？

唐福珍生前最后的遗言和愿望是，让家人帮她挑选一张好看的照片作遗像，照片里她更充满了真挚的笑容。唐福珍是死了，家也被夷为平地了，新的高楼大厦也将建立，可她的死竟不能引起一丝社会之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