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水与苦茶

《红楼梦》中的香菱，是个读书不多、文学功底不厚的女子，但她立志学诗，拜林黛玉做老师。她很坦率地向老师说明自己在文学欣赏中的审美选择：“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陆游的这两句诗，是说一重一重放下的帘幕，使得书房里烟香久留不散；留传多年的古砚，因多人反复使用，中间磨研得微微凹下，能盛聚较多墨液。此诗表现古代读书人的生活乐趣，但缺乏较深的思想内涵，艺术上也比较浅陋。所以林黛玉连忙告诫香菱：“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她要香菱把王维、杜甫、李白的诗“细心揣摩透熟”，“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再读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按照林黛玉的意思，学诗，不但立意要高，还要从艺术上选准精纯高雅的作品并从中吸取营养，不要被平近浅俗的作品所局限。香菱是要学习写诗，但创作以欣赏为前提，有欣赏眼光创作才能够踏上台阶。林黛玉认为欣赏要避俗求雅，而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和林黛玉所说的相反，大多数读者在文学欣赏中是避雅趋俗。无论是古今中外，读者面最广、最畅销的文学作品总是通俗作品；精致地在艺术上大胆探索的作品，起初总是难以跳出狭隘的沙龙圈子。

那么，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文学欣赏上的雅俗关系呢？

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读者欣赏文学作品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娱乐和休息。既然如此，欣赏对象的选择标准便以合意适性为贵，能够让你喜欢、给你愉悦，能够使你的身心得到休息的，便是对你有益的。内心喜欢通俗的作品，不必勉强硬啃自己不懂和不爱的高雅作品；反过来说也一样，有人沉迷于中外古典文学作品，或钟情现代新奇的作品，厌读通俗作品，也无可指责。不过，从客观的立场上说，文学世界这样丰富，拘守一隅而放弃到其他各个领域游览，实在是太可惜，偏食的人总是失去自己享受美味的机会。一个精神饱满、心理健康的读者，有着广泛的审美能力，除了那些虚伪、低劣的艺术赝品之外，他能接受多种风格、多种题材、多种样式的作品。鲁迅曾劝艺术青年既要尊重大幅油画和水彩画，也不要轻视连环画和书报插图。他说，连环图画里可以产生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唱本说书里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和福拜楼。好的作品能够雅俗共赏，让各种文化层次的人都愿意读它；宽容的胸怀开阔的作者，能够雅俗共赏，并能从高雅和通俗的各种作品里获得审美快感。

其实，文学作品的雅俗，是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固定不变的界限的。《诗经》里的民歌，本来属于俗文学，后来被当作“经典”，进入了雅文学的高层。也有一些雅文学，由于多种渠道的阐释（如百家讲坛、文学评论、语文教学等），由于社会文化和文学欣赏水平的提高，而能走出沙龙或殿堂，与广大读者近距离接触。

文学欣赏活动包括欣赏对象和欣赏主体两方面的因素，欣赏活动的层次既受欣赏对象的制约，更由欣赏主体的层次所决定。对于高雅的作品，有人用很庸俗的眼光去看它。如《红楼梦》、《西厢记》、《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这样的作品，也是“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用审美的眼光看，它们是卓越的艺术作品；用猥亵的眼光看，就把它们当成色情作品了。对于通俗作品，如能用充满人情的、充满鉴赏的艺术眼光去看，便也能从中发现、获取对人生意味的新领悟和对审美意味的新领悟。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欣赏活动的俗与雅，较多地决定于欣赏主体心态的俗与雅了。

通俗作品，绝大多数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和侦探小说，现就这几类作品为例来谈谈文学欣赏的俗与雅吧：

武侠小说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唐代传奇中已经有侠客形象。武侠小说的创作成为一种潮流，是清代后期的事。那时，人们对《水浒传》等英雄传奇不再感到满足，艺人为迎合这种欣赏需求，出现了大量的武侠小说，代表作有《七侠五义》、《小五义》等。《七侠五义》原名《三侠五义》，清代著名文学专家俞樾在江苏见到这部小说，大为欣赏，亲自动手略加改订，改名为《七侠五义》。据文史资料记载，当时这本书产生的轰动效应是：“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社会地位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的人都为之倾倒。《七侠五义》的突出特点，是情节的生动和丰富，故事的巧妙和曲折，这很适合我们民族传统的欣赏趣味，特别适合一般文化素养不高的读者，这也正是大多数通俗小说所具备的长处。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心理转变了，50年代之后，它已不再为青少年所知。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人们厌弃虚假而训诫性质浓厚的作品，武侠小说遂又见宠一时。然而，几乎是一瞬间，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旋风卷起。这些作品的面貌大异于古代武侠小说，语言清丽流畅，人物描写、景物描写，结构、布局，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技巧，其细腻婉转与古代武侠小说之粗略形成对照。特别是注入了一些现代人的感情成分，令当代读者更觉亲切，较易引起一般读者群的共鸣。总体来说，新派武侠小说依然是一种消遣文学。你用消遣的态度对待它，随便翻翻，会得到一种愉悦。你用鉴赏的眼光对待它，还可以从描写的技巧上受些启发，或从人物的悲欢离合、宠辱得失的变迁上受到触动，体悟到某种人生经验。

侦探小说同武侠小说相近，也是有广泛读者群的一个文学品种。中国古代有所谓公案小说，主要写清官断案，依据必要的实地勘察和对勘察材料的推理分析，也颇为巧妙曲折。不过，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类勘察和推理已经显得比较粗疏肤浅。西方侦探小说则结合了自然科学知识和严密的逻辑思维，具有更高的社会审美价值。例如，推理派侦探小说的开创者，英国作家柯南道尔，他所写的总共68篇的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使全世界多种肤色的读者为之废寝忘食。当他自己有些厌烦，感觉难以为继的时候，就在一篇故事里让福尔摩斯从悬崖上摔死，打算以此了结；但读者的抗议信却如雪片般飞过来，迫使他又让福尔摩斯复活。由此可见作品使人们着迷到何种程度！柯南道尔的小说发表于19世纪末，20世纪侦探小说又有了新的提高。如迪伦马特（瑞士）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构思非常巧妙，情节离奇而结局使人信服。作品的描写似乎是有意引导读者离开正确的答案，而最后真相大白时，读者却发现前面早已有多处伏笔，只是这种伏笔非常含蓄，不是一下子能够猜破的。侦探小说最大的魅力是它所制造的一个又一个悬念，在情节发展中系上一个又一个结，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好奇心，急切想了解事件发展的趋势和结果。好奇心能使读者逐渐积累起心理能量，以至在生理上也产生某种反应，如喉咙干燥、心跳加速，血流加快，体温略有升高。但随着情节的发展急转直下，作家把结一个一个解开，使读者积累的心理能量得以释放出来，感受到很大的畅快，乃是读者在欣赏侦探小说中获得快感的重要依据。明末清初著名文艺评论家金圣叹，论到小说的悬念时说：“我又欲急读下去，得知其故；又欲且止，试一思之。愿天下后世之读是书者，至止等处，皆且止试之也。”肯于细心领会系结过程，充满紧张的期待，对这一过程体验越充分，才有可能获得最大的快感。其实，从另一方面说，侦探小说可以说是作家准备了一系列的思考方程，引导读者去求解。英国女作家克利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把对案件的几种分析一个一个细致地演示出来，似乎都有充足的道理。当然，合乎实际的答案只有一个。读者由此可以得到思维能力（主要是推理能力）的训练，学习辨别假相与真相，方程的难度越高，解方程后的快感越强，读者在解开这种思考方程的过程，也实现了对自身力量的肯定。

言情小说，就是以爱情为题材的通俗小说。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学艺术有三个“永恒的主题”，即死亡、战争与爱情。战争是人类社会中十分重要的现象，它对一个民族、对每个人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引起人们深切的关注。战争题材的的作品因此在文学史上享有显赫地位。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都是以战争为主要描写对象。中国的《三国演义》，就是用文学形式再现汉末至西晋90多年的战争史。死亡是任何一个人都必定要面对的生命归宿，探讨生命的意义难免连带地要思考如何面对死亡，这是古往今来许多哲学家为之沉思的问题。有人因人生有限而玩世混世，有人因人生有限而奋发追求。这些思想情感，在文学作品中都以各种审美形式反复表现出来。曹操的著名诗篇《短歌行》开头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臂如朝露，去日苦多”。而结尾又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示希望能招至有才能的贤者，协助他建功立业。这同他的《龟虽寿》中说的：“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灰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完全一致的。至于爱情，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爱情是与父母之爱、朋友之爱不相同的一种感情关系。男女之间互相吸引，归根到底，是以彼此生理构造的不同为基础和前提的，恋爱的激情归根到底与性的冲动有着或显或隐的关系。正因为如此，爱情常被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文革期间，人们对青少年常常避讳谈论爱情，这其实是很不明智的办法。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中学生已开始接受必要的性知识教育；可以而且应当让他们适当阅读描写和歌颂爱情的作品。德国伟大的作家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卷首诗中说：“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之至圣至神；/啊，怎么从此中有惨痛飞迸！”冷酷的禁欲主义会使青少年萎缩、愚昧。邪恶的纵欲主义会诱导人堕落。有指导、有选择地阅读优秀的描写爱情的作品，则有益于下一代的全面发展。

人类的性心理和性关系与动物不同，它是一种文化现象。英国近代文学评论家、生物学家和医生霭理士在《性心理学》中说：“一个人的性的素质是融贯他全部素质的一部分，分不开的”，“性冲动所受的宗教、道德与社会习俗的牵制，要远在饮食的冲动之上，远得几乎无法相比”。受到不同宗教观念、道德观念与社会习俗的制约，有不同的性观念，有不同的爱情观，也就有不同的以爱情为题材的的作品。欧洲14—16世纪那些爱情悲剧和喜剧的珍品，是宣告中世纪结束和文艺复兴时期到来的晨曦和朝霞；曹雪芹的“大旨谈情”、“写儿女之真情”的《红楼梦》，是18世纪中国文学界、思想界惊蛰的雷声。在一片绿军装、红袖章、黄挎包的年月里，爱情也从中国文学艺术中消失了。“样板戏”中的人物，语汇里多是“斗争”，而没有“爱恋”。这标志着那荒诞年月里人性的丧失。70年代末，刘心武、张洁、张弦等人的爱情小说，冲破禁区，它们本身就是当时思想解放春潮的几朵浪花。那些层次较高的描写爱情的小说，不仅有益心理的发展，也加深了人们对某一时期生活的认识。当时中国的《青春之歌》，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有许多爱情描写，它们曾滋润千万个青年的心灵。普希金和裴多菲的爱情诗，也都激发和培养了无数读者的情感，高尚的情操。青少年阅读这类作品，应当受到鼓励。

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描写，有时候包含各种各样的性描写，如何评价和对待它们，需要更为细致认真的分析。性的问题带有一些神秘性，性描写带有不同程度的刺激性。从古到今，都有那么一些作者，为了谋利而把性描写作为诱饵。80年代后期至今，商品经济冲击文学创作，类似情况时涨时落地在我国重新发生。这类作品穷形尽相地描摹女子的体态，突出人物及其关系的性的特征。人物成了性的标本，性淹没了人。这叫做爱情描写的非人性化。其实，文学作品中如果要有性描写，也应该是借此以写人，借此表现人情、人性和人的各种情感和思想，借此写出特定的社会状况。为写性而写性，不会有什么大的价值。上述作品的作者对社会生活并没有多少真切的体验和深刻的思考要发表，作品中的形象也并无艺术特色可言，所以，不能给人美的享受。这是对艺术的亵渎和贬损，对于读者的的侮辱和戕害。

在中外文学史上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它们的性描写，是作为强烈的反封建的战斗性的必要组成因素而存在。例如意大利文学中的名著《十日谈》，对于教会舆论界尖锐嘲讽和对青春、对人性的热情肯定，都渗透在大量的性描写里。本世纪20年代以后，在欧洲、在美国，劳伦斯、艾略特和海明威先后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方工业社会的畸形发展造成一些男人的性机能残废。他们的这些作品半个世纪以来产生经久的和广泛的影响，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就是我国明代的长篇小说《金瓶梅》，即使充斥着极端猥亵的篇章，但在中国小说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在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具有开拓作用，它在写性的同时深刻地再现了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那个社会。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研究上说，不能因为这些作品较多的渲染了性的内容就简单地否定它们，而要给予科学的、合乎实际的评价。同时，就一般读者来说，对这些作品的阅读欣赏，又必须有指导有节制。这是因为，要从这些作品看出其中深藏的历史内涵，需要欣赏主体有较深的历史眼光，需要他具有较宽厚的社会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要从这种作品看出它在艺术上的创新，需要欣赏主体对文学发展的背景有较清楚的了解，需要他具有较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和艺术欣赏经验。一般来说，少年读者很难具备上述主观条件，所以，如果过早阅读这类作品就有害而无益了。

通俗文学中的言情小说，从文艺科学的标准说，价值比上面谈到的几种爱情小说都要低些。言情小说写作的主要目的不是反映时代，而是给作者也给读者消闲解闷，并且主要是给欣赏层次较低的初通文墨的市民读者看的。它不要求读者有深入思考的能力，艺术形式上也以平近浅俗为主，使读者不费很大力气而容易接受。它常以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引起读者淡淡的哀愁，生出同情心理；情节性较强，可以给读者间添些谈话资料。其热闹处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伤惋处可以对读者心理起渲泻净化作用，使之隐隐发生高尚善良的自我感觉。因此，极易受到占社会多数的初级水平读者的喜爱。如张恨水和琼瑶等人的作品，有不少就属于此类。这些作品是可读的。但是，当读者拿起这些作品并且喜欢它们的时候，不妨提醒自己，世界上还有比它们更优秀、更深刻得多的作品，有待我们去欣赏，不要停留在小小的港湾，而远离了文学的浩瀚海洋。

浅俗的文学作品好比一杯糖水，高层次的文学杰作好比一杯浓茶。随着阅历的增长、素养的提高，许多人将逐步学会细品入口微苦而余味无穷的浓茶。

糖水与苦茶，个中滋味，唯会心者知之。

2009年12月6日夜于静心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