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谈谈

教育被誉为国际民生之本，在它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量有用人才的同时，它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烦恼，最使人痛心的是去年的几起弑师案，和今年陕西彬县发生的杀师亲案。每当那些骇人听闻的惨剧发生了以后，总有人站出来慷慨激昂地挥手说：教育要改革。与此同时，教育类的大小报刊杂志、广播媒体就又开始那老一套：口号、议论、征文……这种时候，可能就会产生几个新颖观点，几篇杰出作品，几本荣誉证书。热情过后，教育依然是教育，媒体依然是媒体，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样干还怎样干，每个人心里都念叨着“运动过去了，该歇口气了”。而在人们热情高涨的时候，大多数人和媒体都会想到或谈起“减负”这个概念，且不少人就把诸多教育问题的症因归结为“负担过重”。这的确是个不错的理由，因为它让太多的人“想说爱你不容易”。今天，我也就姑且谈谈个人的管窥之见。

教育到底要不要减负？教育存在负担，这是个不争的事实，面对这些，恐怕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说“要”，并且还会举出这样那样的例子或证据来。要我说，教育减负迫在眉睫，势在必行。那么教育要减什么负？可能有人说学生作业量大，要减；也有人说学生在校时间长，要短；还会有人学生书包太重，要轻；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的确，教育负担主要从教育产品——学生身上表现出来，于是我们一提减负，就从学生处着眼，这是必然，但这也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临时抱佛脚的笨方法。这种方法立竿见影，但这种方法于负担之根本未损丝毫，减的结果是教育负担依然沉重，教育形式依然严峻。那怎样才能算是关节处动刀，根子上治病呢？

作为一个在教育一线闷干了十几年的教师，我觉得教育重负的根本在教育所面临的环境和教育体制，而关键是教育机构和教师，学生只不过是这一病症的外在表现而已。

目前，整个社会对教育的期望值过高，特别是家长、媒体和大众舆论。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教育学生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学校和老师，要求他们既要育才育能，又得育德育人，而自己或旁敲侧击，不下深法，或隔岸观火，无事身轻松，或娇惯溺爱，视如明珠。记得曾有家长找我诉苦说：“我实在管不了，到处乱跑，不做作业，还不敢打，不敢骂，动不动寻死觅活。老师，你一定要好好给我教育呀。”这种抱着“让学校管去”念头的家长不在少数，况且有多少家长并不懂得教育、管理。试想一个家长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了，教师拿什么去管呀？难道就凭那连篇累牍的教育法律、法规吗？要知道，在它们面前，教师稍有不慎，就有玩火自焚之险啊，所以当今教师个个如坐危崖，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上下调和。教师不敢管，家长管不了，如此教育，恐怕只有步6＋1＝0的后尘——5＋2＝0了。

社会就业导向对教育冲击更大。当今虽已不再是“学而优则仕”的年代了，可正如一位高级语文教师在他著作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中共中央政治局，清一色的名牌大学生。”这自然给人一种“满朝紫朱贵，尽是读书人”的印象，更何况近年来国家招考公务员，招教，招工，没有哪一次不是首先讲文凭，以它为入门证的，就连部队征兵、公司招员工都毫无商量地先看毕业证，而且都出奇相似地只看第一学历。曾有媒体报道几个大学本科生竞聘公厕管理员，听后让人感慨万千。古语说：“割鸡焉用牛刀。”不知是这所公厕的现代化水平太高，一般人管不了，还是我们的某些大学生有名无实，只混文凭呢？正是以文凭为敲门砖，所以大学争相升本，设研，中专学校摇身一变为大专院校，中小学一味追求升学率、重点人数，急功近利，半成品满天飞。

谈到教育体制，着实堪忧。用各种法律、大小规定捆住了学校和教师的手脚，却让教师跳出优雅的华尔兹；用数十年来大同小异甚或一字未易的老套教材教不同学生，却想锻炼教师的教育教学艺术，培养富于创造性的二十一世纪新人；用以素质教育为名行应试教育之实的简单粗糙的评价办法衡量学生才德，却要让学校和教师大包大揽，做“第一责任人”；凭资历，排辈分，靠人际关系，由上级委派各级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却让他们选贤任能，奖掖新人；教师得不到足够的认可与尊重，却让他们去尊重学生，并教给学生尊重；以多样证书，各种条件作为教师评级晋升的门槛，却让他们求真务实，教书育人；各省、市、县以高、中考成绩定位该地政绩及教育质量，却三令五申不准补课，不准加重学生课业负担……总之，教育体制不改革，教育就难有正确途径可走，套用一句戏言：体制若不起革命变化，学校里也无法进行化学变化。

教育减负的关键还在各级教育机构和教师身上。那些教育机构的头头们在做谋划和决策的时候能否不从自私的或不可告人的目的出发，而是仅仅围绕育人原则，既培养合格的教师，又培养优秀的学生。当目的单纯之后，教育的负担就自然减轻了。也许多数学校都有过一天接到县局八九分文件、十几个电话的经历，然而试想若去掉那些只为撑门面、讲排场、搞应付、迎检查的文件、电话之外，只为“育人”的有几个。在头儿们单纯了目的之后，机构内部的各处室要各谋其事：教研室做好教学研究及指导，计财股做好钱粮分配，人事股研究出最合理的人员搭配，办公室搞好通讯畅通、文件传阅与转发等，如此，各级教育机构剔除那些拖人后腿、拖事后腿的“肿瘤”，负担不减轻，效率不提高才怪。

教育要减负，最终落脚点应在学校和教师那里。上头不派无名之差，学校与教师便不作无用之功；学校没有沉重包袱和无谓差事，教师便不会增加学生作业量，延长学生在校时间，节假日照常上课，辅导书、试题卷，人人不少，一天之内打扫三四遍操场……所以说要减负先得给教育机构减，进而给教师减，这样学生不减自减。目前，教师负担沉重，处境堪忧，已成了不争的事实。关于这一方面，早有有识之士做过详细的调查。就我县而言，去年底有人做过统计，一年来死在教育教学岗位上的中小学教师多达十几人，除个别因意外事故死亡外，大多死于慢性病急性发作和自杀。如果现在去做个调查，恐怕绝大多数正面临着一些职业病的折磨，比如近视、颈椎、驼背、气管炎，重者神经衰弱，精神异常，健康恶化。

面对教育的沉沉包袱，减负势在必行。教育减负，教师是关键，更是当务之急。给教师减负，一减思想负担，不吓唬，不威逼，让教师有心情做学问，搞教学；二减课业负担，多务实，少务虚，让教师有时间有精力钻研业务，提高水平，扎实备课，精彩上课，认真批阅作业，及时反馈问题；三减培训负担，让教师远离那名目繁多的各级各类培训和过关证书，做些有益于教育教学的实事、好事；四减经济负担，让广大农村教师彻底“脱产”，快快乐乐教书，健健康康育人。

若仍然像有些论者那样仅从学生处着手，恐怕无异于扬汤止沸，就像内火太盛，拔牙止痛一样，牙被拔完也难息肝火，于病无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