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再战，后果如何

日美再战后果如何？

目前，日美之间龃龉不断，甚至于发展到两国首脑会谈，主人先行出国，留下客人独守秋风的地步。那么，日美之间的这种斗气局面，还能够闹到什么程度？它们会不会再次发生战争呢？

相当多的人可能会认为：不会吧？日本怎么会和美国发生战争？它们是同盟国呀！尽管它们有矛盾，但是鸠山首相不是说过，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不是还要保证日美“同盟”的稳定吗？毕竟它们还有一个基于“民主制度”之上的“共同价值观”呀，它们也有它们共同的“假想敌”呀。而且，日本的军事现在受到美国的制约，它们也难以和美国开战呀。

事实真的是那样吗？我们请看：

鸠山在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中说：“日本有点过度依赖美国了。日美‘同盟’虽然重要，但是日本应该制定更加重视亚洲的政策”。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则表示：“不能美国怎么说，日本就怎么做”。冈田还说：“美国不是‘东亚共同体’的正式成员”。“美国不应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成员”。

如果我们还不能从日本要人的这些话中解读出什么信息，那么我们再往前看：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就提出，要对战后日本的政治实施“总结算”。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小泽一郎也提出，日本应该成为“正常的国家”。１９８９年１２月，日本外务省制订了新的“外交基本方针”，称东欧的变化为“建立新国际秩序提供了可能，日本作为以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作后盾的国际秩序主要责任的承担者，要更加积极地参与旨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国际合作”。１９９０年１月，海部在访欧前发表致布什的亲笔信，正式提出“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而日本“将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积极的贡献”。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撰文表示：“日本把美国所支撑的秩序视为理所当然要遵守的秩序并依赖于这一秩序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已进入日本自己决定所负国际责任的时代。日本必须尽快从‘被动外交’转变为‘主动外交’”。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宫泽喜一在施政演说中提出了旨在与美式新秩序不相同的“世界和平秩序”。经济企划厅政务次官田中秀征发表文章指出：“联合国应该处于世界新秩序的中心地位”。田中还说：“在建立这种秩序的时候，日本应该发挥主导的作用”。１９９２年５月，宫泽政府强行在国会通过经过修改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１１月２１日，日本又进一步确定了在三年后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方针。后来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则借联合国改革之际，花了很大的力气，图谋使日本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是由于布什总统的一句话，使他的这个切切实实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小泉之后的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不能原谅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心情没有变”。安倍晋三还在“国家正常化”的道路上“猪突猛进”：修改和平宪法、提升防卫厅、加快军事现代化步伐。步骤之快，让美国人担心其动机不纯。而现在的鸠山由纪夫则说：“日本需要建立的不是对美依赖型、而是更为自立的对美关系。日本受美国主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全球化的冲击，人们正在丧失作为人的尊严”。鸠山强调：“民主党政权将立足于自己所倡议的‘友爱’精神，力争重建地域社会、构筑‘东亚共同体’和‘永久性共同安全机制’”。

这就是说，日本一直在致力于谋求相对于美国的独立，一直在致力于谋求充当“国际秩序主要责任的承担者”，特别是谋求充当大东亚的“盟主”。从丰臣秀吉企图假道朝鲜攻打中国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到日本皇军打造“大东亚共荣圈”以便建立“王道乐土”，再到今天日本人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日本谋求东亚领导者地位的心情一直没有变。

而美国呢？在“继续为日韩等同盟国提供核遏制力”的同时，一再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美国要参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事务”。

美国前总统布什在竞选中说：“日本陆、海、空军兵力已经同英、法、西德不相上下，今后没有必要再压迫日本进行不必要的扩军了”。199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国防部联合制订的“东亚战略计划”明确表示，美国今后的对日政策是：促使日本提高保卫１０００海里海上交通线的能力，但要抑制其战斗投入能力。要求日本最大限度地从美国进口武器装备及向美国提供军事技术，同时控制日本开发不能同美军相补充的武器系统。同年２月，美国防部长切尼在访问日本时明确表示，日本不需要大规模扩充军力，美国不希望日本成为军事大国。至于在价值观方面，美国人认为，日本不是真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美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范•沃尔弗伦在其著作《日本权力之谜》中称日本并非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更接近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美国一所学院在向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研究报告中更把日本人描绘为“一种永恒的、超道德的、操纵性的和有控制力的文化的产物”。

当然，以上所说的，并不是日本必须同美国再战的理由。但是它至少说明了，日本和美国的矛盾，绝对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肤浅。虽然日美双方都以日美“同盟”作为彼此外交的重点，两国都在鼓吹它们建立于“民主制度”之上的“共同价值观”；但是，两国对于“同盟”的理解是有矛盾的。而且，它们的所谓建立于“民主制度”之上的“共同价值观”，也是自欺欺人，名不副实的，是对其它国家特别是对中国放的一个掩人耳目的狗屁。日本对于“同盟”的理解是，在战败的情况下不得不牺牲主权与尊严，以要求美国军事“保护”的形式来追求一个较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以图东山再起。实际上这就是“借壳生蛆”。而一旦它东山再起，它一定要加倍地索回它失去的主权与尊严。现阶段日本仍然不破坏这种所谓的“同盟”，只能表明，是它的实力还不足以让它和美国彻底翻脸。不过日本反复要求“对等的同盟”，说明它们已经具有相当的实力，就看美国怎么应对它们了。而美国对“同盟”的理解是，把日本作为一颗棋子，利用日本作为东方阻截苏俄和中国的防线。但是日本绝对不可以重新崛起，美日之间的主从关系绝对不可以改变，这是美国相对日本的不可更改的底线。至于双方的建立于“民主制度”之上的“共同价值观”，这等于是一句屁话，是自欺欺人，也是为了欺骗中国。美国是典型的西方国家，日本是典型的东方国家，日本甚至是东方中的东方，它们的价值观是绝对相反的，怎么能“共同”得起来呢？

日本的“民主”，甚至还不如中国。中国没有具备凝集全社会合力之能力的宗教。中国的历史，是由阶级斗争推动的历史，是由下往上变革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地发生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这些起义，使中国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又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是中国“民主”的表现。现阶段中国除了澳门小小的一块地方还有家族政治，其它地方都实现了平民政治。这些都说明，中国虽然不如西方“民主”，但是在东方，中国就是一个“民主”的民族，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了。而日本，虽然也没有明确的宗教，但日本天皇就是日本的宗教。日本天皇就起着凝集日本全社会合力的作用。日本天皇平时不显山露水，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发挥关键的作用。日本历史上没有什么影响较大的奴隶起义或者农民起义。日本的历史是由精英阶层推动的历史，是由上往下变革的历史。日本历史上的“大化革新”，使日本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而“大化革新”是由统治阶级内部变革来完成的，民众只是配合与服从。公元645年6月，皇室中大兄皇子联合贵族中臣镰足发动政变，刺杀当时掌握朝政的权臣苏我入鹿，皇室夺取政权。中大兄皇子等拥立孝德天皇，效仿中国封建体制，这就是“大化革新”。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明治维新”也是由统治阶级内部变革来完成的，民众只是配合与服从。1867年，新继位的明治天皇下达许可倒幕的密诏。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提出“大政奉还”的上奏文，将政权归还给天皇，但拒绝交出兵权与领地，并利用天皇与倒幕派对政务运作不熟悉之机，派家臣藉协助之名掌控政治。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并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将一切权力重新归于天皇。经过三天的交战，新政府取得胜利，并乘胜追击，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据点江户。政府军与幕府军决战江户之前，幕府代表胜海舟与政府代表西乡隆盛达成协议：“以国家为重，一致对外”。这就是明治维新。这些都说明，日本政治就是“精英”政治；说明天皇式的宗教意识就是日本的深层次的民族意识；说明日本比中国更缺乏“民主”的细胞。现阶段日本政治仍然是天皇治下的家族政治。在“民主”选举的名义之下，上串下跳的，都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外人别想来沾边”。这种所谓的“民主”，与美国的那种所谓的“民主”，难道是“共同”的吗？所以，美国一所学院在向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研究报告中就把日本人描绘为：“一种永恒的、超道德的、操纵性的、和有控制力的文化的产物”。美国人虽然口头上宣扬与日本人的“共同价值观”，实际上它们是吓唬中国人呢。他们自己根本就不相信。

如果美国一直那么强大，日本一直有赖于美国的“保护”，那么，日美之间的这个由“同盟”所产生的矛盾也许真的“不是”什么矛盾。问题是，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必然导致“同盟”关系的变化。随着日本实力的增长、日本信心的增强，这个国家与民族不可能让自己长期处在屈从于美国的地位。日美之间的矛盾，注定了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激化。剩下的问题只有是：这个矛盾何时到达一个临界点，何时才能够最后摊牌。

这里就不能不谈到中国了。中国的迅速崛起，带动亚洲政经力量的变化，进而逐步开始打破现今的东亚政治格局，甚至引起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外交与国防首长一致同意，删除共同战略目标中有关“台海问题”的内容。奥巴马在访华前强调：“美中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中关系将塑造21世纪”，“美国将不会试图遏制中国，中国不是威胁”，“对华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奥巴马还引用中国古代先贤孟子的话，“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并阐释，美中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开辟一条通向未来的、避免被猜疑和分歧的茅草所堵塞的道路。这说明，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被怀疑和敌视的国家了。即便是美国，也不可以随意地怀疑和敌视中国。当然，中国也不可以随意敌视美国。也就是说，两个庞然大物，互相对视，也互相忌惮。双方都知道，敌对，会使双方都承担各自难以承担的后果。

那么日本呢？

中国的崛起，当然对日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海湾危机后，日本加强了对东盟、蒙古、南北朝鲜的外交攻势，特别是加快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１９９１年上半年，日本藏相、通产相、外相相继访华，中曾根、竹下登两位前首相亦赴北京访问。最终，日本抢在伦敦七国首脑会议之前全面恢复了由于中国“六四事件”被破坏的对华关系。在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一面以亚洲发言人自居，一面炫耀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有力地增强了自己的外交筹码。桥本藏相承认，打“中国牌”非常有效。宫泽在竞选总裁时即强调要使东亚地区成为“与欧洲、北美不相上下的世界三大支柱之一”。他出任首相后，又在各种场合反覆声称日本要“以亚太为中心发展国力”，“扎扎实实地积聚成为平等伙伴的实力”。１９９２年夏，日本官方的一份报告提出设立“环日本海经济区”的口号。与前首相竹下登的“东亚经济区”设想对照，宫泽政府把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纳入区域经济合作范围，把美国则排斥在外。１９９２年７月，宫泽首相在访美时正式提出了“亚太安全会议”构想，呼吁设立“亚太安全合作会议”和“亚洲国家首脑会议”等机构。此后，日本外交官又在东盟扩大会议等场合反覆宣传这一设想。力图以此正式确立日本亚洲“盟主”的地位。

当然，中国的崛起，使日本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这是一个事实。但是，相对于现代化的世界来说，中国还只是一个“二杆子”、“愣头青”。中国只有刚刚成长起来的泡沫一样的“硬实力”，没有任何的“软实力”。中国并没有做好应付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准备。而日本可以说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根在水锅里滚了几滚，油锅里炸了几炸的老油条。它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具有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它在“硬实力”上与中国毫不逊色，在“软实力”上则比中国要雄厚得多。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日本是不可能以武力来征服中国，实现它东亚“霸主”的迷梦了。但是，它是不是就因此而不做梦了呢？你说呢？如果它不做梦，那么它积极地营造什么“东亚共同体”，还有什么“亚太安全会议”、还有什么“亚洲国家首脑会议”，都是为什么？它把美国排除在“东亚共同体”之外，又是为什么？

实际上，在中美因为意识形态而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日本则由于其意识形态的超脱而占尽风流。特别是相对于中国，它更加有令中国无法反抗的杀伤力。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以阶级对立为显著特征的国家，由于没有宗教的约束，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地发生大大小小的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到了现代，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阶级斗争更是深入人心。国共两党因为阶级斗争而苦战二十多年，最后国民党被赶到台湾，成为一群政治难民。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文化大革命”，一场不流血却死了很多人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过去不久，又有“六四事件”。又是一场披着“自由”与“民主”外衣的阶级斗争。从“六四事件”到现在，好像还比较平稳。可这是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一旦经济发展稍有停滞，谁都不能保证又会出现什么状况。去年金融风暴刚来，中国马上启动四万亿投资计划，同时加大舆论控制的力度，绝不容许任何不利官方意志的言论流传。说穿了，四万亿投资不是为了刺激经济，而是为了稳定局面，是为了防止动乱的发生。当局为了应付社会问题，除了在经济上做出成绩，没有别的好招。这就是中国的痛，是中国一条永远也抹不平的伤，是中国的短处。而恰恰这一方面又是日本的长处。日本没有宗教，但是日本有天皇。日本一有事，天皇站出来一言九鼎。日本在历史上就没有阶级斗争。日本的小事情，是“精英”们说了算，日本的大事情，是天皇说了算。老百姓绝不插嘴，谁鼓动也不行。日本也没有太多的什么“主义”。日本的“主义”只有一个，就是大和“民族主义”，就是“天皇万岁”。日本对于任何外来文化，只是模仿，而不是学习。它看着中国的封建制度好，就搞“大化革新”，从上到下，搞“封建主义”，一下子就转过来了，根本用不着学习消化。日本的“封建主义”与中国的“封建主义”明显不同的是，日本在实权派的幕府之上，还有一个宗教意义上的天皇。而中国没有幕府，也没有天皇，只有皇帝。日本看着西方的“资本主义”好，又搞个“明治维新”，从上到下，搞“资本主义”，一下子又转过去了，也用不着学习消化。美国人认为，日本不是真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美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范•沃尔弗伦在其著作《日本权力之谜》中称日本并非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更接近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

那么，如今红色的中国又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日本会不会又在天皇的感召下，搞个什么“革新”或者“维新”，向红色的中国“看齐”呢？如果是那样，那么，美国将何以相处？中国又将何以相处？

如果美国不闻不问，那么，美国不但失去了日本，同时也失去了亚洲，失去了它的世界霸主之位。如果美国过问，那么，它就要承担和中国开战的后果。对于日本来说，它要做的，就是把它本土上的美军赶走、缴械、或者消灭。剩下的，就是美国和中国的事了。就如当年中国华北的民兵在黑夜里打地道战一样，他只要躲在地道口扔出一颗手榴弹，然后下去睡觉，上面的鬼子和伪军就自然会打起来。

对于中国来说，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上讲，中国当然不能上小日本的当。不论小日本是真的向中国“看齐”，还是假的向中国“看齐”，中国都不能理它那个茬。美国不能承担与中国开战的后果，中国也同样不能承担和美国开战的后果。但是，真理如果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就不是真理。真正的“真理”，从来就是只服从于现实，是属于强势者的。中国民众是向往革命的，中国民众也是同情他人的革命的。尽管中国当年为“输出革命”付出了代价，但中国民众同情他人革命，支持他人革命的精神和情绪并没有变。不信可以随便问问我们身边的人，或者网上调查一下，如果日本向中国“看齐”，又受到美国的武装干涉，中国应该怎么办？看大家会怎样回答？当然，民众的精神是可以教化的，民众的情绪是可以疏导的。但是，某些“精英”的精神是不可以教化的，某些“精英”的情绪是不可以疏导的。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利益，这里有他们进身晋级的资本。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无论是战是和，结局都是一样的。战，不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拿国家民族的利益当炮灰，这样的政府不下台还留着干什么？和，则是见死不救，是错失改变中国国防局面，争取中国国际地位的良机，是软弱腐败，这样的政府难道不该下台吗？而政府主和，还有一个延伸的后果，就是在“意外事件”的拖累之下，被动开战。那么，如果战胜，功劳不在政府，而在“意外事件”的挑起者；如果战败，则政府要负全责。总而言之，日本向中国“看齐”，就是向中国扔出了一颗原子弹，将把中国炸成一锅粥。而日本则坐收渔人之利：首先，经过中美开战，无论美国胜败，美国都不可能再控制得住日本了；其次，经过中美开战和中国内乱，中国又垮下去了，而日本又以红色面貌赢得中国的民心，它就可以轻松地游走于中国各党各派之间。这才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日本千年来的“大东亚”梦想，由此可以实现吗？

那么，日本会不会向中国“看齐”呢？只要符合日本的利益，它为什么不？只要能够损害中国的利益，它为什么不？要知道，美国和中国，都是意识形态非常强烈的国家，而它们日本，恰恰又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它们的意识中只有“太阳旗”，只有“大和民族”，只有天皇。在天皇的号召下，它们可以轻易地改变它们国家的颜色。而它们这轻轻一变，就会“鳌鱼翻肩”，地动山摇。

问题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具备和美国打一仗的实力。也就是说，能够挑动中国与美国打一仗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各种因素的综合，还没有到达日本可以跟美国彻底翻脸，向中国“看齐”的临界点。但是，我们不能不做那样的预期，不能没有那样的思想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