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真性情

鲁迅说过：“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多是些做戏的虚无党。”“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今天读到这两句话，仍觉得这位鞭挞国民劣根性的思想家的观点也是掷地有声的。他那反对虚无，提倡率真的人生观在当下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时代显得尤为紧迫。越是竞争激烈，就越需要创新，就越需要有真性情的人。

真性情的人真说、真笑、真哭、真哭、真怒、真骂、真打，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因循守旧、死气沉沉的局面，开创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亮剑》里的李云龙，是个真性情的人，在那个激烈的战争年代，他不受什么条条框框的约束。独立团一个一个漂亮的战斗，都是这个满口脏话、不对上级指挥言听计从，敢于率性而为的团长领着一帮真心情的弟兄们拼出来的。建国后，身为军长的他，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敢于暴露缺点，敢于承担错误……高兴时放声大笑，痛苦时泪流满面；发怒时敢对着德高望重第一次见面的老丈人摸盒子枪，后悔时又能站在庭院里熬它个日落日出；瞧不起从国民党部队里投降过来的教官就故意滋生事端，想明白了，乖顺的如同一只羔羊。这样真性情的英雄在那个时代比比皆是，荧屏上塑造出这样立体感极强的形象，真实地反映出我党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是怎样领导各族人民一步一步的战胜强大的敌人，怎样一步一步的改造者自己的灵魂，才屹立与世界的东方。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前几年，我们提倡“中国制造”，现在单靠“中国制造”已经没有竞争力了，步人后尘、停滞不前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淘汰，甚至灭亡，得靠“中国创造”。要创造就得求真，求真就需要真性情的人。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权威，不屈服强权。钱学森和他的教授冯•卡门常常为了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最后闹个不欢而散，但有时候，等不住天亮，就有一方屈服，但不是屈服于权威，而是屈服于真理。真性情的教授培养出了真性情的学者，带动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

现在，敢说真话的人少了，特别是在上级面前，多是唯唯诺诺。有幅漫画对这种现状反映的相当深刻：一官员在前台麦克风旁大喊“公鸡能下蛋”，坐在他后排的下属齐呼“我们亲眼见”，台下的听众下决心“将母鸡全杀完”。这是些慑于权势，不敢说真话的，也有碍于颜面不敢说真话的，还有囿于习惯不敢说真话的。连真话都不敢说，你就别指望他真笑、真哭、、真怒、真骂、真打。如果非叫他说、笑、哭、怒、骂、打，他就会“假说”、“假笑”、“假哭”，甚至“骂”和“打”，但那“骂”和“打”也是“假骂”、“假打”，仅仅是一种骗人喝彩的表演。倘若这种歪风只存在于老朽，这些人经得世面多了，学会了会明哲保身，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必担心，时间是会把他们清洗干净的。但它普遍存在于年轻人的言行中，于己、于民、于国确实是一大憾事，更是一个危险的兆头。

不要抱怨现在没有真性情的人，我们的孩子一个个天真无邪，待到明事理了，又一个个变得老于世故。哪来的“假性情”？是我们为他们提供了成长“假性情”的土壤，才使这些本可成为“柑橘”的却长成了“涩枳”。孔子就善于给他的学徒提供说真话的土壤，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里，他的弟子各言其志。孔子先用“你们不要因为我年纪大一点就不说了。”消除学生的顾虑。子路率尔而对“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这个弟子未免有点狂妄，但孔子只是微微一笑。其他两位为弟子的观点孔子也不是完全赞同，但也没有当面提出反对意见，只是在与曽皙的对话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常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引导学生说真话。这位古代教育家收徒几千，成名者有七十二人，与他这种教人求真的育人方向不无关系。现在我们的上级对提出不同意见的要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们穿小鞋、扣帽子、打棍子，非把他们变成奴才不可。倘若遇上敢“怒、骂、打”的下级，这些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就会采取一切手段把你置之死地而后快。后生们在父母面前还敢表达不同观点，甚至大发雷霆，但迫于生计在这些掌权者或者可以端掉他们饭碗的前辈们面前只能洗耳恭听，惟命是从。长此以往，就成长为一个个传声筒、复读机、复制器。何谈创新？鲁迅在《论天才与土壤》里说“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我们还是应该牢记他的教导把这“做土的功效”切近，使我们的青年尽快成为真性情的人，就离天才不会太远。

还要提醒青年朋友们，不要被那些暴君、小肚鸡肠的上司束缚了你的思维，堵住了你的嘴巴，捆绑了你的手脚。当我们用磨灭了自己的真性情换来些暂能维持生计的一口饭，实在有点得不偿失。失去了真性情，我们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保存住真性情，这一扇门关了，还有一扇门，或者几扇门将会为你打开。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包容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任何想抹杀别人真性情的人是不会永远得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