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论

提到腐败，想必每个人都会咬牙切齿，恨不得手握长刀砍尽天下一切赃官。但是在另一些人眼中，不论不论是在政治还是在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里，只要涉及到个人利欲问题就很难保证原有的纯洁。细细推究起来，始作俑者应该是不够科学的文化。

理论上的政治很简单，甚至有些让人不屑一顾，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却又显得很复杂，常有人大发“难于上青天”的感慨！但是不管哪一种情况，都是受当时的文化所支配的结果。

在阶级社会里，大凡有“谋天下之意者”在创业初期，因其能力有限，就必须借助外在的力量来实现其“鸿鹄之志”。此时最迫切的需求就是人才。因而会对自己做严格的要求，甚至是“巨大的牺牲”。于是就有了商汤求伊尹、文王请姜尚、先主顾孔明……而那些抱着“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人则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手持一支令号令天下诸侯。但是他们除了专攻的术业以外就别无长物了，甚至生计都成了问题如韩信起初就要靠别人施舍度日。因此如想名扬天下就必须依靠有权势的人。正是有着这种需求，双方很快达成了默契。在打破了旧有的政治结构并创建起新的政治经济新秩序后，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如何继续相处？通常情况下，皇帝总会考虑这些人才的才能、功德、威望无论哪一点都要高出自己数倍，由此而担心自己的位子是否有一天会被取而代之。于是不约而同的采取屠杀政策。而人才们则考虑如何不被杀并且还能保住自己的官位。在这一方面萧何作的最为出色——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大肆搜刮百姓。就凭这一点不仅巧妙的保住了性命，还被后人评为“汉初三杰”之一。而这也成为腐败最有力的理论依据之一，之后发生的“杯酒释兵权”更将这一理论发挥到了极至。

纵观中国历史，在政治比较清明时，贤臣入朝，良将守关，国家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而腐败就相对要少一些；但是若遇到相反的情况，不仅人才会受到迫害，上层建筑中其他任何一方面都会遭受重创，甚至会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对于此腐败分子是漠不关心的，只有金钱和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利可贪，有权可握，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在国运衰退的初期便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聚敛钱财的过程当中，来为自己的将来作好准备。这给皇帝的印象是：“临危授命”、“不辞劳苦”，实乃“擎天白玉柱，架海紫荆良”；等到整个国家腐败透顶而必将灭亡时，他们就会另投“明主”。于是通敌判国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但是这种“弃暗投明”给自己带来的往往不是高官显位，反而是霍霍的磨刀声。因为任何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都不会对前车之鉴视而不见的。

而现在的腐败分子则要精明的多。首先，也是中国最传统的一种——利用自己所经营的关系网。如果任何事情都要循规蹈矩，在很多时候是满足不了他们的贪欲的。而如果自己的关系网足够发达，办事效率则会“高”许多。因此他们会在前期作好充分的准备，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对他人施行小恩小惠。因禁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而成为腐败分子的作案工具或是替罪羊的例子也就不胜枚举了。自己的罪责被他人“自愿”分担了，即使东窗事发也可以被减免制裁，甚至是无罪释放。也正是因为这一招太阴险和毒辣，才成为中国文化里最令人丢脸的一部分。其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深入分析过国的大政方针和自己的卑劣企图的基础上结合各种客观条件，于是便施展阴谋诡计去寻找政策、法规的疏漏，进而大做文章。这样既可以取利，又可以因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而不受制裁。再次，就是驾驶能够上述的两项加以整合，作到天衣无缝，使人不知起真正的意图。而这也是最令公安机关头疼的一招。

应该看到，腐败不是中国的专利，只要存在阶级利益，人类的私欲不能通过科学的文化加以引导，那么它就会一直“焕发勃勃的生机”。许多腐败分子在本国建立起“权权相连，官官相互”的基础上也纷纷踏上了“国际路线”——与国际臭名昭着的腐败分子相勾结。从而为自己搭起“更加广阔的天地”。这样“三窟已毕”，自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典型的如中华民族的败类赖昌星。

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腐败都是社会的毒瘤、人类的公敌。现阶段若想根除腐败仅靠政治清明的环境是远远不够的，利用科学的文化加以引导才是最有效的方法。每个人都会有私欲和猜疑等不良心理，而在政治领域里这种心理又被无限的扩大，以至于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从而纷纷走上腐败这条不归路。但是如果在一种良好的文化的氛围中，这些是完全有可能改变的。比如新加坡就是世界上公认的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国家，这一点就很值得中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