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言行一致”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它的含义很清楚，就是说，一个人所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要根据他的行为作判断。毋需置疑，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敬仰和爱戴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特别在大事大非和荣辱得失之处，不计个人得失，不避斧戎加身，做到言行一致的正人君子。

看了北魏史，对中书侍郎高允的大节，真是敬叹不已。公元四百五十年，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发生了一起甚大的文字狱。司徒崔浩与高允共撰国书，崔浩没有征得高允的同意，毅然把所撰国书，刊之于世，播之于众。于是上下议论纷纷，以为这是暴扬国丑。此举激怒了魏主，立囚崔浩治罪，高允也罪责难逃。当时高允还兼任魏太子的老师。这位太子是个可人，怀着惶恐的心情，想方设法保护高允，嘱其面君时推卸责任。可是高允并没有按照太子的意志行事，他在魏主面前从容不迫，直认所撰国史，实多于崔浩所作，罪大当灭族。这种大义凛然的举动，竟也感动了魏主，顾谓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难，而允为之。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宜赦其罪以旌之。”因这起文字狱被杀害的除崔浩外，受株连被杀的达一百八十人之多。事后魏太子还心有余悸，责怪高允直言。而高允告诉他，我所以辜负太子，实在是不愿做“违心苟免”的事情。

高允之所以说出这番话，是因为在此之前，有辽东公翟黑子，得宠于魏主，曾奉命出差到山西太原，贪受贿赂。事被发觉后，就同高允商量怎么办，是直说好，还是隐瞒好？高允劝告他，与其隐瞒不如直说，或可以得到宽大处理。翟黑子没有听高允的劝告，结果被魏主按国法杀掉了。所以，在撰国书中受囚的高允获释后，他还告诉关心他的朋友们说，“我所以没有听从太子，是怕对不起翟黑子。”什么意思呢？因为我高允当年劝翟黑子说老实话，难道我就可以说假话，这不是欺人自欺吗？

这虽然已是一千五百余年前的事情了，是否还有一点现实意义呢？我想，有的。当高允临杀身之祸时，不推委责任，不害人，不卖友求荣；他说到做到，不仅取信于还活着的人，而且还取信于死者；他忠于史实，不以人主之喜怒，讳言国家之得失。这在当时，都是人情所难的，而高允却做到了。如果说这是封建社会的人和事，应该没有错。然而，在当今社会，也正因为封建社会的“余孽”承传至今，而象高允这样的人和事，却又被有些人遗忘了，甚至糟蹋了，是否值得我们去思考？

食其言忘其行的人，古今皆有之。此辈往往是干大事而惜命，贪小利而忘身。至今，每常见有的人，当面说一套，背后干一套，言行谬之千里；有的人，对同志、朋友，指天盟誓，诚诺可信，一旦临其利害，则反目为仇；也有一些人，笑里藏刀，尔虞我诈，落井下石，甚至置人于“死地”而后快。难道说，这样的人，我们还见的少吗？他们有的还挂着高贵的职务，但实际上又岂能和封建社会的高允相匹配？恩格斯曾说过：“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诚然，人们几次的听其言而观其行之后，终能辨别良莠，分清真伪，不被美其言者所欺、所骗。而现实呢，这等“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人物，是否在继续演戏或蔓延？如果是这样，我想，他们终究要被时代的潮流冲进历史的垃圾堆！

最后，我们不仿再读读荀子《大略篇》中：“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敬其宝，重其器，任其用，除其妖。”领悟其意，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