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道是无情却有情

林强明与张丽结婚20多年，经过20多年的打拚，“穷皮”出身的林强明事业如日中天，数千万元家财尽收囊中。张丽一直作为林强明的贤内助，在家相夫教子，直到熬成地地道道的“黄脸婆”。有了钱的林强明，终究没有逃过“男人有钱就变坏”的千古定式，在外面包养了“二奶”。原本打算“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然“二奶”在怀上林强明的孩子之后，坚决要求做林家的女主人，并且常常以死相要挟。林强明在新欢和旧爱之间，作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选择。

原配张丽虽然善良守道，但脾气刚烈、暴躁，在因一场酒后争执过后，林强明竟然产生杀妻念头。就在那天晚上，林强明将妻子残忍杀害，并毁尸灭迹。

杀人偿命，林强明深知这一点，于是，他开始了逃亡生活，兄弟姊妹和父母家里，都成了他躲避的场所。每一个亲属都曾经劝说他投案，但都被拒绝。出于亲情使然，每个亲人都给了他数额不同的现金。然而最终，林强明的恶行还是暴露，公安机关在“二奶”的床上给他戴上了亮铮铮的手铐。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林强明竟然违背了“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把曾经出于亲情无私“帮助”过他的亲人，一个不漏的“供”进看守所，包括他年过七旬的老父。他重病的母亲经受不了这突降的灾祸，撒手人寰。最终，林强明并没有因检举亲人窝藏包庇而保住脑袋，兄弟姊妹和年迈的父亲，均以窝藏罪被判刑。好端端的一大家子，顷刻间家破人亡。

林强明该死，杀妻是他丧尽天良，拖兄弟姊妹和老父“下水”是他猪狗不如。可怜那些曾经为他肝肠寸断的亲人，到头来却落得个身陷囹圄、家破人亡的下场。

法律无情，这是执法者应当严格恪守的准则。然而，法律有情，这也是立法者不应忽视的问题。我们不能片面理解法律无情的含义，只强调执法的严格性而忽视立法的人性。单就中国现行刑法中窝藏罪而言，无论当事人有任何身份关系，即使是当事人的父母，也构成本罪。但这一规定的合理性确实值得探讨。

这一规定，从维护国家司法权有效行使的角度而言，无疑是必要的。但是，法律必须以人为本，法律的大厦只有植根于人性的基础之上才不致有倾覆的危险。保护亲人乃人之本性，父母为保护子女往往不惜生命，如果对父母窝藏、包庇子女定为窝藏、包庇罪，则是对人性的漠视与践踏。而且，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使公民遵守，并不是为了对公民进行惩罚，明明知道不可能期待父母不窝藏、包庇犯罪的子女，却把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这样的法律规定有什么意义呢？

对任何社会都居极少数的犯罪人群的惩治，绝不能以大多数人的良心沦丧、人性扭曲为代价，现行刑法的规定过分强调公权力和国家本位，而忽视了法律的伦理价值，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从来没有哪个社会因为犯罪而崩溃，但是道德沦丧的社会却可能走向终结。

“亲亲相隐不为罪”，这是中华法系的优秀文化遗传，也是刑法人性化的体现，这在中国古代历朝的法律规定中都有所体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中华法系特有的法价值理念，在中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中销声匿迹，相反，却在异域的法律园地内生根、开花、结果。国外刑法的期待可能性理论认为，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适法行为，就不能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非难，因而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

这里不仅仅包括对基于血缘亲情而为之行为的认可，还包括基于对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的尊重。“法律不强人所难”道理亦在于此。

基于此人文关怀的精神，许多国家的刑法典都规定了亲属犯罪免责或免除处罚的特例。《日本改正刑法草案》（1974年9月29日法制审议会总会决定）第159条规定的是“藏匿犯人罪”，其中第3款规定：“直系血亲或者配偶，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不处罚；其他亲属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可以免除处罚。”

中国台湾地区、法国、德国、韩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刑法都有类似规定。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刑法应吸收中华法系“亲亲相隐不为罪”这一文化遗产的精神，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规定近亲属犯窝藏、包庇罪的应免除其刑。真正体现出立法的人性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