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研究的几点浅见

（本文是作者在无锡市至德国学研究院筹备会上准备的发言稿）

最近，关于国学研究的话题由冷转热，国学研究由悄然兴起，到如今已经成了举国皆知的大热门，电视、报刊、杂志，各种研讨会、沙龙到处都有国学的话题、文章。各地还兴办了一批各种名目的国学研究院，大有国学复兴的味道。

笔者不才，想就以下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或说谈谈自己的一些困惑，以求得贤者的教诲。

一、关于国学研究中，国学概念的定义

研究国学，当然要弄清国学的概念，这是国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只有弄清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才能论及其它。然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学术界至今并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界定。

有人说，国学，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之学，中华之学。这基本上没有异议，但似乎有些过于宽泛。

有人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国学研究是否也应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

有人说，国学就是儒家经典学说。那其他诸子百家应放在何处？

有些人从国学概念的外延上把国学分为经史子集，以为这就是国学之全部。但是中华文明却绝不局限于此。

有人从学科上将国学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

有人以思想分，将国学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

还有人将关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学、历史和风俗习惯的研究；中华六艺五术：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山、医、卜、命、相等五术，也列入国学的范畴。

更有人把儒、释、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说统统收于国学囊中。

国学这个筐到底有多大，到底应该承载多少东西，莫衷一是，谁也说不清。

其实国学的本义原本是很清楚的，就是国家设立的学校及制度。教育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代称国子监，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也叫国子监，明、清两代仅设国子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开始设学部，国子监由此废止。

我们现在的所谓国学的概念，应是其本意或原意的引申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华的国门，也将传统的国学系统炸成了历史的碎片。西学东渐，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让中国人大开眼界，并进而对中学产生动摇，成为旧有学问的代名词。“国学”概念就在这种情形下转化引申成为：“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包含着国故、国粹、国学的三重内容。

章太炎在1922年出版的《国学概论》中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之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

胡适1923年进一步明确提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陈独秀在1923年认为：“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学，原是我国固有的一个词语，早在周朝就使用了，是用来表示国家学校和教育制度的专用名词。当我国国门被西方列强闯开，西学东渐，相对之下，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思想被称为中学，始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国学开始转化为中学的代称，国学就成了和国故学、国粹学很难分清关系的一门学问。也即是说国学是对中国固有文化学术的总称，包含了国故、国粹、国学的三重内容。

二、关于国学研究的历史定位

研究国学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那就是国学在今天中华文明中的位置。国学的本来意义，是指近代西学传入之前的中国固有的学术，形成于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土壤之中，随着古代社会的不同阶段的发展进步而不断有所变化，但本质上与西学传入以后而完全改观的中国现代学术不同。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渐进；自五四运动以来，源自西方文明的现代学术思想、现代科学技术，使得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整个社会、文化、教育、学术、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教育内容上看，今天中国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从教材到基本体制，已与西方基本相同。在现代西学的影响下，中国的学术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

就算退一步讲，现代学者要完整的学习研究国学，也会因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困难重重。因为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早已远离了当年国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那种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今天的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乃是按西方学术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式教育，从小到大，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历史上的那种国学。自从19世纪下半叶西学渐进，中国之主流学术渐与世界主流学术潮流融汇，大部分现代中国人对于历史留传下来的国学典籍的阅读、理解、欣赏能力，几乎全部丧失。所以许嘉璐先生曾撰文认为时至今天如欲恢复国学，至少要50至100年时间，甚至100年还不够。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应该认识到国学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逐渐成为历史之物，已经不是今天中国的主流学术。因此，我们今天研究国学，必须把这一点认识清楚，不能把已成为历史的国学与现代化的中国学术混为一谈。虽然，二者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二者毕竟不是同一物了。

我们还要看到，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开放交流中，广泛吸收了世界各国的先进的学术营养，较之古代中国，已有了巨大的进步。历史既已进步，就不可能倒退。国学既是一个历史产物，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就已不可能复活，但它的不少内容还可以在现代学术框架中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也可以作为原始资料加以利用。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今天研究国学，首先应该定位国学是过去中国之学，它属于一个历史范畴，我们今天研究它，绝不是要将之复活，而是要古为今用，鉴往知来，让先哲们的思想能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一个借鉴。历史不能重复，任何学术、思想、观念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都必将被新的学术、思想、观念所继承、所代替。产生于古代中国的国学及其学术思想，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但它可为今天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参照和借鉴。

三、关于国学研究的方法问题

研究国学，方法很重要。笔者认为，国学研究从总体上说，还是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因为任何学术、思想一定是某一历史时期，人们认识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

中国的国学，产生于小农经济时代。它就是那一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和人们认识水平的反映。国学是中国之学的一个总称，它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自周秦以降中国即进入封建时代，直到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中国国学也就大致发端、发展于这一历史时期，它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我们研究国学，不能离开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不能离开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能离开这一历史时期人们的认识水平，不能离开这一历史时期上层建筑的状况。

人们的认识水平、学术水平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背景，即使卓越如孔子者。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不存在的。笔者对当前国学研究中一些人随意阐释先哲学术、思想，随意“油”说历史的做法不敢苟同，有些讲坛现在很红火，很时髦，但最终的命运免不了一哄而散。市场经济使得一些人很浮躁、很喧嚣，他们借了国学研究的招牌，像商人一样的招摇，不过是要谋得一点私利。他们借国学研究为幌子，不过是把国学研究当成了另一棵摇钱树而已。

国学研究，本来是只冷板凳，需要静下心来，慢工出细活。比如张舜徽先生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前后研究近三十年，“文革”中白天接受批斗，晚上则埋头著书，写秃毛笔数十只，终于撰成200多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最终成为学界公认的国学名著。荀子在《劝学》篇中说：不积蹞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强调治学必须从基本功开始，踏踏实实地用力，不急于成家和出名，坚持有年，始有所得。欲走捷径而暴得名利者，不会是真正的国学研究者，亦为真正的学者所不齿。

在国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上，笔者以为首先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有什么样的资料储备、有那方面的优势，就搞什么研究。我们不能再去重复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笑话。那种追热点、寻热门，拍脑袋，出思想、出观点的办法，拿来研究国学研究恐怕是行不通的。

其次，在国学研究的组织上，恐怕还是要以专家为主，搞小众活动。笔者坚持认为，国学在今日中国是历史的产物，属于过去式的学术。在现代中国不要说国学研究，就是能读懂古籍的人，又有几何？国学研究毕竟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艰深难懂的学问。国学研究不是国学知识的普及，这一点一定要区分清楚。历史证明，学术研究搞群众运动，往往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鲜有成功的。十年动乱时期，中国倒是有过一次举国规模的“国学研究热潮”，叫做“评法批儒”，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到农村的生产大队，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男女老少，凡是会写字的，大家都写文章，大家都来谈孔孟荀韩，文章多如牛毛，但其中到底有多少有学术价值的？只有天知道。因此，国学研究要想取得成果、取得进展，只能依靠专家，只能依靠精英，千万不能再去搞工农商学兵大家齐上阵，不能搞群众运动。再这么搞，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再次，国学研究要加强学术规范，采用现代研究方法，与国际学术界的惯例接轨。国学研究与其它的学术研究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衡量其成就的标准主要是质而不是量。而保证质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是学术规范。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网络化、知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像古人一样埋头在故纸堆里做学问，其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了。对于国学的研究，中国人在做，世界上许多人也在做，而且一些国家的汉学家在某些领域的研究，还做出了超越中国本土研究者的成绩。这些取得显著成就的国外汉学家们，大多采用了现代研究方法，而且严格遵循了为世界各国所认可的学术规范。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国际上的比重不断提升，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但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却严重滞后，虽然，世界上已经有数十个国家创办了100多所孔子学院，但中华文明的影响所及，还没有走出传统的东亚文化圈。中国国学研究要现代化，首先就必须与国际学术界的惯例接轨，严守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学术规范。只有这样，国学研究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国学研究的成果才能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再其次，国学研究要重视基础研究，重视第一手材料。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前人有不少的考据、注释，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也有不少错误悖论，还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谜团。即如古吴文化研究中，关于泰伯生卒年代的考证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的研究者要勇于作基础研究，抓住第一手材料不放，有钻深钻透、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而国学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则应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加强支持第一手材料研究的力度，这样，国学研究才有可能取得大的进展。国学研究要重视基础研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重视国学研究中新材料和传统文献的相互比照。前清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历来主张“两重证据”法，强调出土材料和纸上材料的互证，这是他成功的经验之谈。以出土材料和纸上材料互证，相互发明，是国学研究中为实践所证明的正确方法。只有依靠传统文献，才能解释出土材料；而新材料的出现，也往往有助于发现并纠正传统文献的问题。本世纪以来国学研究的突破，大多都是循着这一方法取得的。这种方法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并被大多学者所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