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领导出书”

领导出书，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也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大家都习惯了嘛。习惯成自然，何必大惊小怪？

书，是承载文化知识的精神产品，好书可以陶冶读者情操、丰富读者知识、启迪读者的思想；因此，对于能写书、出书的人，我和广大老百姓一样，历来都怀有一份深深的敬意和推崇。

领导出书本来是一件好事。孔子云：“学而优则仕”，领导出书，至少可以表明我们的领导注重理性思考，勤于创作尝试，学习研究和创作的空气浓厚了，这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也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乃是国家的福气，也是人民的福气，应该大力提倡。

可是，这样问题也就出来了——

一是领导出的书都是“大部队”，要动就是上、下册，或一、二、三卷等。其实，领导出的书大多是平时的讲话稿的汇集，有的还是几年前的讲话稿，讲话内容早已过时。但是，由于他们特殊的地位，书照出不误。这些不像书的书，不仅使读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也使他们对该领导的真正水平产生了怀疑。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领导无意中到废品收购站指导工作，看到角落里堆着一大码新书，就说，这么多新书怎么不送到新华书店卖啊？老板说，这都是各单位送来的X领导的著作，真是造蘖啊，花那么多钱尽印一些垃圾。领导从中抽出一本，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书。

二是领导出的书不是自己写的，有的是秘书捉刀的，领导最多是提提意见，好一点的也只动几个字、改几句话而已，领导能出书，秘书劳苦功高；有的则是请“砖家”、“叫兽”杜撰的，领导签个名就成了领导的文章。山东省齐河县原县委书记李凤臣一年出了7本诗集，并多次召开全国级的个人诗歌研讨会，那首《权力颂》“权系民心聚，姓公不姓私；本为双刃剑，伤人亦伤己。身为民之仆，必当明斯理；利为民所谋，权用民所需。”风靡一时，后以“贪官诗人”身份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可是东窗事发后，那些文章没有一篇是他自己写的，而是手下的写作班子东拼西凑炮制而成的“宏篇巨著”。

三是领导出的书不是公开发行，因为领导出的书既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什么可读性，很难通过市场途径让读者主动接受。于是就内部消化，通过硬性摊派卖给下属单位、相关机构或有求于自己的部门或者个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虽然书价很高，但销量还是不错的，有的一版再版，销量堪比当下流行的畅销书。如，原湖北省随州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江某，因假冒出版单位出版杂志牟利而落马就是典型案例。

“出书”，古人谓之“立言”，是为官者“立德、立功、立言”之一，出书给社会和世人留下自己的心声，目的大多数还是为了传播自己的知识、观点和思想。领导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值得称道的，为官利民，为文立论。

然而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我看，领导出书的目的不外乎这么两个。一个是政治目的。通过出书，包装自己，标榜自己是一个学者型领导，让人看自己不但是个领导，而且还是个“饱学之士”，无形之中似乎提高了“知名度”，把出书当作往上爬的敲门砖；同时还可以与自己的政绩、业务相挂钩，为自己树立“功德碑”，成为炫耀的“政治资本”。另一个是敛财目的，将其视为捞取钱财的捷径。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步步深入，正面的索贿受贿已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于是领导们学精了、学乖了，变换手法搞出些新名堂来，堂而皇之地谋利，出书就是一个典型。别人代写，公家出资，自己收钱，一本书出版后，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就名正言顺地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既不算挪用公款，又不算贪污，不“捞”而获，何“捞”而不为？怪不得，一些基层干部颇有心得地感叹道：“要想富，出书是条路。”

当然，我也不是一慨反对领导出书。一是领导干部作为公民，有权利撰写文章、出版著作，这是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二是领导中也有很多有建树、有知识、有水平的，他们的著作不乏真知灼见。

说白了，领导出书也是一种腐败，损公肥私，祸国殃民。因此，我建议纪检部门应该好好纪检一下，看领导出的书是自己写的，还是别人代劳的？是自己出资印刷的，还是公款印刷的？这样，才能还领导一个清白，给大家一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