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国医

医生所从事的是最为忠诚的事业。医生的忠诚被人们称为“第二种忠诚”。医生不是吹捧，不是歌颂，不是赞叹。医生是挑剔、是检验、是舍弃、是斗争。她所从事的是实实在在、精益求精，来不都半点虚伪和马虎的职业。她带给人们的是良药苦口、血雨腥风、甚至是骨肉分离。但她在去除腐朽，带来痛苦的同时，也创造着神奇，令人类和人类所希予的东西获得新生和康健。

我们今天所说的医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医生，而是更高层次、更深意义，不是给个体，而是给国家、给社会看病的人，所以称为“国医”。自古及今，能称得上“国医”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难能可贵。因为“国医”比一般的人具有更为高尚的品德，更为精深的思想，更为厚重的内涵，更为顽强的献身精神。

“国医”不是给一个人看病，而是给一群人看病；有时也不是给人看病，而是给社会看病；给国家、给党派、给政治制度把脉开方。小病时打针、吃药，大病时麻醉、手术，也许是开颅、搭桥、切肺、换肝。我们都知道华佗和曹操的故事，医生所从事的是高危行业，面对的一般是弱势群体，一旦失误也要面临巨大的风险（包括经济赔偿、事业受挫、甚至人身伤害）。而“国医”面对的往往是强权政治和失落的群体，落后的思潮；他们的思想、行为、主张常常不能被人们理解、认识、支持。人都是愿意听好听的，他们能接受医生对身体的“宰割”，而难以接受国医对精神、思想、行为的“指责”和纠正；特别是那些有权力的人，整天听惯了奉承、谄媚的语言，那里能接受得了别人的“说三道四”呢？本来已经“病”的很重了，他还在那里得意洋洋呢。所以，面对这些人，一句话就有可能是天大的失误，一旦失误则意味着身败名裂，万劫不复。因此“国医”除了高超的思想艺术，更要有过人的胆略。

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二人堪称得上是现代“国医”了！孙中山先生深谙此道，在给人诊治的同时，也把了清政府的脉。他把透了清政府腐朽没落——病入膏肓，无力回天的脉。于是乎，“投笔从戎”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暴动：1895年广州第一次起义，1906年萍乡、醴陵、浏阳起义，1907年黄岗起义、广州暴动、广西镇南关起义，1911年广州第二次起义，终于在同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中取得了胜利，彻底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把人民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鲁迅先生和孙中山先生在某些方面有惊人的相似。原先，鲁迅先生也是学医的，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的几十年里，鲁迅先生也把脉到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为了唤醒民众，振兴中华民族，他依然弃医从文，为我们人民大众、为我们的社会开出了他“药方”：《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孔乙己》等等。鲁迅先生还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和精神的振奋。

孙中山、鲁迅先生可以说是处于同一时代的人，他们都为当时的社会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把脉开方，一个是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人称“孙大炮”；一个是把笔当成武器来唤醒民众的文化泰斗。他们把脉之准，开方之绝，手段之高，斗争之激烈，精神之顽强，战果之辉煌；堪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国医”之典范！但是，他们并没有根治中国民众、中国社会的顽疾。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讳疾忌医者有之、换汤不换药者有之、产生抗药性者有之、治愈又复发者有之。总之，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依然举步维艰。他们的药方失灵了，远远不能适应新的病症，治疗今天的社会，治疗今天的人们——精神和思想上的顽疾。比如说中华民族的劣根性、精神胜利法、好攀附权贵、好窝里斗、自相残杀、爱耍小聪明、胆小怕事、虚伪懦弱、狭隘自私、明哲保身，以及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官僚主义作风、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官本位思想等等。这些东西至今还困扰着我们的灵魂，束缚着我们的行为，影响着我们的思想。

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强盛，也希望我们的民众健康，愿国医常在！

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