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亚三国之我见

中、日、朝同处东亚地区，利益息息相关，中朝一江之隔，中日一衣带水，日朝隔海相望。作为近邻，三国在古代的交往可谓是三国之间历史上的一个较为良好的开端，值得三国之后代人加以学习、钻研、借鉴。

古代中朝之交往，可以追溯到中国商周之际的箕子入朝，估算起来，离今已有三千多年之久也。在西汉武帝时期以前，政治上的朝鲜统治者、统治阶层多来于中国。而长期以来，中朝关系长久地持续地保持着一种藩属关系。而尤为著名的是，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的“汉四郡”的设立，亦是古代政治体制的一种独有做法。

在中国与朝鲜的交往中，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乃周秦时期与箕氏时期之往来；其二，乃两汉时期与卫氏朝鲜之往，且特于“汉四郡”之设置；其三，乃魏晋南北朝之际，与高句丽、百济、新罗之交。当然，其应指为公元5世纪之前。

但于交往之深浅及频繁程度上看，中朝交往最为密切的乃于隋唐时期。

隋唐之华夏，乃中国古代封建皇朝之辉煌时代，其在对外的交往上，帝国秉承一种“以德服人”之政策。在帝国看来，四方来效，四方来贡是一种很是理想的社会状态。可以说，在古代之中国，与世界之往来，是不计经济效益的，更不用说藩属之朝鲜。其之做法，一为显示中华之国力；二为表现中国之德、礼、仪服天下之思想。而非以武力来加以威逼、胁迫。

隋与唐初期，朝鲜三国都是其藩属，“通使朝贡”，接受“天朝”册封乃其之定式。于当时之朝鲜来说，中原政权乃其正统王朝。而首当其冲，政治上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朝鲜遣使来华，习唐之政，后仿效之。在隋唐之开放政策下，朝鲜可谓是受益匪浅，因其本身之文明、技术等都列于中国之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其国力建设上，朝亦是效仿于中国，可以说中华之发展乃其前进之一个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在中朝之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中，有和亦有战。较为著名的当是汉武帝平定卫氏朝鲜，设立“汉四郡”；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当然，在战争的角度上，明朝时之中国援朝抗倭，于王辰战争中予日沉重打击，更是一种不失的历史见证。其说明了，中朝之历史以来，中朝相依相伴、相濡以沫的时代情谊。

于中日看来，特殊的地缘关系，为两国之间的早期交往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阻碍，当然这也当时的交通水平有限所致。可中日之来往亦是悠久之见，虽说徐福东渡乃一民间传说，但秦汉时期，人民为躲避战祸、徭役，东渡日本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阶段的交往上，中日与中朝类似，亦是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这与当时隋唐在世界的国力和影响力是极其相关的。而从小的局部来说，这与当时只王朝在中、日、朝三国之间的主导性地位更有深层次的关系。

在和平主流背景下，中日第一次的战争确是在双方在对待朝鲜的不同态度上而起的，而非两个政权之正统之争。虽说民间有传日本乃华夏民族之后，却也不是战争之导火线。于此，朝鲜之地，对于日本，对于中国却也都是地缘之重中之重。在“白江口海战”中，也是突出的表现这一观点。当然，对于一个国力世界领先的唐王朝正统政府的中国，与一个文明刚刚起步的日本，战争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而在论学习中国文明上，日本史不亚于朝鲜的，即使来往较为困难。从日本遣唐使的分派规模及后来的日本“大化改新”，都无不说明日本重视学习上乘文化及其学习的主动性。可以感见的是日本之所以如此重视学习，或说甚至在人民的反对下，政府、国家对古代中国王朝的朝贡，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自身国家的发展，是极其有远见的。而相比之下，朝鲜的朝贡却是政权的臣服，这似乎与文化交流及影响的程度也是息息相关的。

纵观之，在古代中、日、朝三国之交往中，朝鲜的作用是一个关键点。而对于朝、日来说，中国对日本早期的文化、经济、政治信息输出，也主要是归于朝鲜之中介作用。即主要是通过朝鲜，日本才在航海水平较低的时代里，较早的学习古代中国先进的文明。所以，不过分的说，朝鲜乃日本之“师长”也，且是中华文明传承日本的长辈。于今，日本之史书却大为否认，其对待历史之态度，偏矣！

在古代日朝之交往上，史书提到的大多却是日本对于朝鲜的侵略。大约在公元四世纪中期，在日本列岛，逐渐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大和奴隶制政权，且其乃日本大一统之新兴政权。从那以后，日本便开始有预谋、有步骤地利用朝鲜之分裂局面，而进行侵略活动。一般认为，日本势力最早正式介入朝鲜半岛，是以四世纪后期在朝鲜南部建立“任民”殖民据点为标志。

在以上的简要分析中，主要是总体之概括。而对于层次上，具体之深入却待见史书也。然而，足以说明的一点是在中、日、朝三国之古代交往中，对当今东亚格局的形成及生活方式、经济政治形式等，中国确实是起着主导地位。在文化习俗方面，更加系统地形成中、日、朝悠久之主流同一的历史，足见于朝、日仿造中国之汉字、日本茶道文化之成等。其都在中华之文化基础上加以继承与发展的本土文化，其根溯中国也，源溯中国也！

于今，吾愿于未来之路，三国以和为进，为民谋益，为世谋福，则往之生灵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