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青少年学生教育与管理的思考

编者注：这是一篇以网上“聊天”言论为素材整理而成的德育研究论文。论文从当前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心理素质，以及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等现状入手，分析了出现这一现状的根源，探讨了预防、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本文已于2009年5月刊发于国家级百种优秀教育学术期刊《教育科研杂志》。

盖虎：青少年学生教育现状严峻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仅仅因为国家不同种族青少年学习成绩存在差异和因此而产生的就业等社会问题，一直被世人视为“高傲”的美国人却于1983年推出了一篇单看标题就令人心颤的《国家处在危险中》的报告，25年后的2008年5月2日，美国教育部部长玛格丽特•斯佩琳斯又意犹未尽地在教育部官方网站上抛出了《ANationAccountable（国家承担起责任）》的专题报告，斯佩琳斯指出，“如果我们在1983年‘处在危险中’，我们如今处在更大的危险中。”她再次拉响了国家教育改革的警钟、引起美国人对教育的热切关注。

平心静气地审视我们中国人的孩子和目前教育，尤其是独生子女群体及其品行教育现状，我们也不能不担心我们经营日久的坚强堡垒会被我们自己的后人不经意间从内部蛀蚀、瓦解。

谈论起现在的孩子，我的一位朋友不无忧心地对我说：“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有一天突然对我说，现在的‘和谐社会’就是好，我们不好好学习、同学打架，老师不敢打我们了，只是批评批评，打我们就是犯法。要是家长也不准打孩子就好了。”个性强、吃苦耐劳和应对挫折能力差、不要约束，难以宽容和体谅他人、善于遮掩或推脱自己的过错、动辄用极端行为来抗拒师长的批评，几乎成为当今中小学生的共性。为避免意外“事情”发生，父母不敢管，教师更是畏手缩脚。

其实，从80年代末期，我们就开始关注独生子女所特有的“症候”，至今甚至还在无休止地“探究”问题的成因和“摸索”应对的策略。可是，多年的争论未息，当前青少年学生的心理问题却在我们的争论中急速骇人地凸现出来，由此而产生的极端行为也更加触目惊心。

2006年9月12日，湖北天门市某校高三６班学生徐超残忍地杀害了前来宿舍查铺的班主任老师刘泽洪。

2007年1月6日，广东省茂名市某校初三年级一16岁的男生用水果刀将晚上在家中备课的姓蒙的40岁女教师连捅20余刀致死。

2007年5月25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某校初三8班的一男生，下课时突然用匕首将任语文课的女教师汪老师杀死在讲台前。

2007年6月5日，湖北省安陆市某高中学生方毅将班主任王小平老师用水果刀杀死在家中。

2008年10月4日，山西朔州市某中学学生李明将年仅23岁的郝旭东老师连刺数刀致死。

2008年10月21日，浙江丽水市缙云县某中学31岁女教师潘伟仙在带着学生丁某去家访的路上被丁某活活掐死。

……

浙江金华某中学的学生徐力用榔头将母亲残忍杀死；贵州安顺市两名16岁孪生姐妹在煮稀饭中投入6瓶鼠药，将其父母毒死后，竟从家中拿走存折及2000余元现金和两部手机，跑到外地游玩快活去了；……

某高校学生马加爵用铁锤连杀同宿舍四名同学；某中学学生冯某用杀猪刀、铁锹、啤酒瓶杀害同学年仅11岁的妹妹；贵州省瓮安县某中学两男一女三名学生联手将初二16岁的女生李素芬杀害；……

不仅仅伤害别人，大学生和中小学生自残、自杀事件也频频见诸各种媒体。

并非鹦鹉学舌，也并非虚张声势，我们呼吁“国家教育处在危难之中”，也许会激起善唱爱听“喜歌”人们的不快、不满、甚至讥讽、嘲弄，但面对教育工作者理直气壮施教却缺乏强力保护与激励机制的现状，难能不使人感叹青少年学生教育管理的艰难；面对当前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多数人在喊，少数人在管”、“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局面，我们难能不忧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大业会因此陷于危险境地。

王桂欣：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严重缺失

仔细研究上述所列事件的追踪调查发现，作为包括家长在内的所有教育工作者，我们的失职在于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青少年学生及时的心理疏导和必要的亲情温暖。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20年以前全球青少年精神障碍将增长50％，成为最主要的五个致病、致残和致死原因之一。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从1984年以来，对北京市某些城区的中小学生作过四次青少年行为问题患病率调查，1984年为8.3％，1993年为10.9％，1998年为13.4％，2001年则增长到18.2％。尽管这四次调查在选择区域时前后有所变化，但它所反映的增长态势无疑是严峻的。

研究发现，有近五分之一的中国青少年学生正在遭受着心理煎熬。而且诸如多动症、焦虑症、忧郁症等心理疾病所瞄准的“侵犯对象”越来越低龄。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研究员王玉凤的研究结论是，中国17岁以下的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达到21.6％至32.0％，突出表现为人际关系、情绪稳定性和学习适应方面的问题。

相关研究表明，从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来看，除了极少数与遗传因素的影响有关外，绝大多数与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不当，同学之间的交往冲突与矛盾以及他人和意外事件的伤害有关。

无论是“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自责”、“过敏”倾向，还是“恐怖”、“冲动”倾向等异常心理，无不直接严重妨碍青少年学生对施教者的抵触、排斥或逆反，从而使施教质量大打折扣。

有识之士早就呼吁加强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可是至今为止，热衷于讨论却敷衍于行动的国人仍然还在无休止地怨天尤人、互相指责。

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信息畅通了，视野宽阔了，我们还敢象过去一样把现在的孩子当作鸡狗鹅鸭来散养吗？我们还能象过去一样只重视其温饱而忽视其心理感受和外在情绪吗？

且不说家庭，社会和学校对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和现状，已足以令人忧心忡忡。

长期以来，受重智轻德、片面追求升学率大气候和学校错误办学思想的影响，既是到了大力推行课程改革的今天，我们也依然没有真正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教学中。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一是自上而下重视程度不足，主要表现在教育主管部门没有象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一样，明文规定把心理健康纳入学生升学必考科目、教师绩效考核中。二是学校专职教师极度贫乏，国家又明显缺乏改变这一客观现实的力度。我们认为，如若我们的重视程度到位的话，其实这一局面也不难改观。首先，我们完全可以对在职教师进行在岗或离职培训，在规定的年限内让教师获取“初级心理辅导资格”、“中级心理辅导资格”、“高级心理辅导资格”证书，使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具备科学的、专业化心理疏导的能力；再者，各类师范院校逐步增设“心理辅导”专业，专事心理健康指导人才的培养；另外，我们还可以从社会上招募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哪怕是兼职，迅速补充到中小学校，既可以让他们先行担负起学生心理辅导工作，又可以让他们负责对在职教师的专业培训或解答教师的疏导咨询。

实际上，大凡今天在职的中小学教师，都程度不同地接受过教育心理学的教育或培训，只要我们善于学习、研究并热心于此，即便不是心理指导专业毕业的教师，也同样可以担当起青少年学生心理疏导的重任，关键在于学校是否有正确导向的考核管理体制，在于教师是否真正树立起关注青少年学生健康发展和对国家未来的强烈责任感。

盖虎：家庭对学校教育配合不利和不到位，导致青少年学生教育隐患四起

社会发展形势与计划生育大气候所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青少年学生毋庸置疑、无可替代地成为了每个家庭的“镇家之宝”——受到父母乃至整个家族的百般溺爱和宠惯的同时，也必然要求得到教师的格外呵护，这恐怕是任何人、任何教育形式都所不容逆转的现实。

家长有权利当然可以逼迫孩子除了专心于文化课学习别的可以一概不管不问，教师则不可；家长有权利当然可以训斥、打骂孩子并有理有据地解释为“关心、爱护孩子，为孩子的前途命运着想”，教师绝不可。因为学生和家长都认为教师理应是遵纪守法的楷模，理应有更好的方法教育、引导学生遵规守纪、积极向上；因为今天的学生和家长知识视野更为宽阔、知法懂法，他们前所未有地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也正由于此，学生可以不听教师批评教育、可以当面顶撞教师，家长可以随时抓住一根“小辫子”把防不胜防的学校、教师置于社会舆论的强势攻贬中或毫不留情地推上被告席。

教师绝不可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但学生、家长可以“一气之下”对教师实施侮辱或暴力，如此，教师只能被视为“无能、无力”而自食其果，难以得到甚至于自己主管部门的理解、同情和精神支持、必要保护。

认清了形势、情冷心凉之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教师开始时时处处刻意保护自己，和风细雨地教育了，循循善诱地引导了，亦即“尽职尽责”了，学生不服管、家长不领情，便以“班级出现三五个差生，仅占班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九，毁掉的只是个别学生的前程，毁灭的只是个别家庭几近百分之百的希望，班级管理照样运行，教师照样按月领取薪金，地球照样运转”的心态“心安理得”地混日度年。试想，这种可怕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长此以往，这将给家庭、社会带来多么惨重的伤害？

作为家长，养育儿女的目的，从低里说，在于老有所依，从高处说，为国家培养建设者。可是，在看着一天天长大、希望的曙光刚刚出现的时候，却收获了儿女走上了犯罪道路、自残或自杀的恶果，我们还有什么打拼的精神支柱？我们怎能不为当初生养了他们而懊悔？为此，我们认为，家庭教育其实与学校教育并不矛盾，其一致性在于，即要教育、引导孩子成才，又要教育、引导孩子成人，要使他们健康地成长、发展。换言之，要使他们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健全的人。

家庭教育一旦与学校教育对立、脱节，冀盼孩子成才成人的希望便会随时化为泡影。

我们曾亲历过一个家庭对孩子的“亲手”毁灭过程。

刚上初中的学生李某学习上进，看上去也老实本分。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却逐渐与一些好吃懒做不守纪的同学和社会青年混在了一起。老师觉察后，反复打电话约请家长会面，然而，由于家长忙于经商，总是以种种理由推脱与学校、教师沟通、联络。

学校、教师费尽心血，但最终没能挽救这个学生。

从一次次顺手牵羊偷取父母的十元、百元，发展到偷取千元，去网吧，去歌厅，肆意挥霍，当发现家中大量现金不翼而飞、儿子夜不归宿时，父亲对儿子大打出手，致儿子重伤住院。

儿子出院后，父亲亲自把他送回学校，从此不顾业务繁忙每天接送儿子上下学。可是，浪荡惯了且已厌恶学校生活的儿子，竟利用课间休息之时越墙外出，数日不归。

教师、家长甚至动用警方联合把儿子找回之后，父亲满身酒气地指责学校、教师管理失职，面对无可救药的儿子，父亲竟当着学校领导和几乎整个级部教师的面“扑通”一声双膝跪在儿子面前，泪流满面地说：“只要你以后能好，我给你当儿子，你给我当爹好不好？”

事后不久，儿子因为参与抢劫致人重伤而锒铛入狱，这位父亲绝望地砸毁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服下了剂量不少的安眠药，幸被及时发现，才免于一死。自杀未遂的父亲捶胸顿足、无不懊悔地说：“为了挣钱，我对孩子几乎是不管不问，可是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挣钱为了孩子却最终害了他……，报应啊！”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资深法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电影《法官妈妈》的原形尚秀云法官认为，“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家庭影响，家庭教育的失误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她说，“问题少年是问题父母的产物。”

把教育孩子的全部责任推给学校、推给教师，是家长的一种很危险的畸形变态心理，孩子在学校受到一丁点委屈，家长便与学校、教师产生对立情绪，是一种很不理智的严重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行为。从真正对孩子健康发展、前途命运负责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家长应该自觉主动、努力地与教师建立融洽和谐的关系，积极配合学校、教师对孩子的教育，确保家庭与学校教育行为和目标的一致性。

静心分析，其实导致学生、家长与学校、教师产生敌对情绪的原因，我们认为，问题不应全部归咎于学生和家长。

首先，问题学生的涌现，是学校重智轻德错误办学思想不可避免的后果。在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上，或只“堵”不“疏”，或轻描淡写，或简单粗暴，甚至不少学校在给学习成绩不错但品行较差的学生升学、入伍等“操行评语”填写的关键时刻，竟极力遮掩其污点、放大其亮点，心怀仁慈地为其大唱赞歌。

再者，部分教师受“一切向钱看”等不良社会现象影响，有偿家教、吃请、收受家长钱物、委托家长办私事、明显偏向有权有势家庭的孩子，导致教师在学生和家长心目中的整体形象大打折扣。

所以，我们认为，要改善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家长的关系，教师首先必须建立稳定、积极、热爱学生的心理机制，随时随地注意学习，注意积累经验，运用教育机智，来适应学生变化多端的行为。其次，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学生，真正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使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来自于教师的任何方式的教育。以此赢得家长对教师的由衷信赖和敬奉，彼此建立起融洽和谐而且牢固、稳定、积极配合的关系。

当然，教师良好心理素质、文化涵养、教育能力等诸方面的提高，一是赖于教师个人，二是依靠包括师范院校在内的师资培训专业机构，三是学校激励机制的健全。但在当前这种单纯以教学成绩来考量教师绩效的教育管理体制之下，在单纯引导甚至帮助教师混证书和混文凭的形式主义不断膨胀的情形之下，构建融洽和谐师生关系的良好愿望很难实现，如此，教师和学生、教师和家长的矛盾就很容易激化，教师和教育便随时处于危险之中。

王桂欣：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责任推诿，令人忧虑不已

长期以来受“学校必须突出教学质量这一中心地位”、上下一心追求升学率（分数）思想的影响，多数教师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学校领导，把应尽的“育人”义务全部推给学校分管政教的领导和班主任，家庭和社会则把原本应该承担的“育人”责任想方设法推给学校。

上课时间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不回教室、课间学生追逐打闹、随手乱扔垃圾、破坏公物、……，除了分管政教的领导和班主任，几乎没有人上前去制止和批评教育。

班级出现打架斗殴等严重、棘手事件，多数班主任往往愤然把当事学生推给学校政教处，大玩“金蝉脱壳”。舍得花费精力着力发现和潜心研究如何把班级学生问题解决于萌芽之中、舍得花费时间借学校集中教育的东风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做学生教育工作的班主任越来越少，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刻意渗透品德教育、利用闲暇做学生思想工作的任课教师更是少之又少。

家长不会管教、不善管教、不正确管教、不配合学校管教孩子的问题更为严重，动辄把孩子学习成绩差、行为不端的全部责任强加到学校、老师身上。

……

诚然，较其他学校领导和教师而言，分管政教的领导和班主任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负有主要责任；较家庭而言，学校是专门从事育人的场所，责任更重大、方法也更专业。可是即便如此，就可以把本应争担的责任推卸掉吗？

我们认为，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必须坚持“两性”原则，一是一致性原则，即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内容和目的必须保持一致，必须防止各唱各的戏或互相拆台的分歧、分争倾向；二是连贯性原则，即无论青少年学生身在何时、身处何地，教育引导不能断层、不可欠位，防止“有的人只喊，有的人坐观，少数人在管”的间断、间歇倾向。

实践证明，失去一致性原则或连贯性原则，教育便不由分说地会前功尽弃，导致最终一败涂地。为此，包括家长在内的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必须明确我们各自在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中所应承担的责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如此才能确保青少年学生教育的一致性、连贯性原则有效落实。

学校是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主阵地，我们呼吁家庭、社会不容推责且要齐抓共管的同时，必须强调，学校首先要提高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要通过建立强有力的考核机制，来引导、激励教师不仅注重教书，更要重视育人。

每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其实都知道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也都懂得从整个社会的教育收益来说，一个“差生”拖后腿产生的阻力比一个优生所提供的动力要强得多。教育名家斯霞曾说，智育不好是次品，体育不好是废品，德育不好是危险品。但教师也都明知德育工作艰难和慢效，如其把精力投入艰难、慢效的思想品德教育，还不如集中精力于速效且可满足急功近利心理的教学成绩的提高上，如此，还可以顺应学校单纯以教学成绩论英雄的管理考核机制。

国家原教委副主任柳斌1997年为厦门六中题词：“转变差生与培养优秀生是同等有价值同等重要同等光荣的事业。”不少有识之士也疾呼，必须使每一位教师树立“转化一个差生比培养一个优生更光荣、更有意义”的意识。著名教育大师魏书生出任校长后提出，全体教职员工都要投身到“差生”的转化中来。魏书生的做法是，首先由班主任把班级中的“差生”按类型提供到学校，学校出面把全校的“差生”按领导干部和教师特长进行分配，他本人把大家公认的“最差”学生留给自己。学校为此建立《差生转化档案》，组建专门考核小组，按月、期中、期末、学年进行阶段性转化效果考评，在教师、学生、家长对转化认可度高低的基础上，以量化的形式记入责任领导和教师的德育绩效成绩中，作为评先选优、职务职称晋升等重要依据。

试想，这种真抓实干的态度，这种务实求真的激励机制，何愁调动不起教师置身于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然而，更多的学校真正俯身潜心于“差生”转化的教师有多少？致力研究并健全此项激励机制的领导又有多少？

要说学校完全不要德育，也着实有些冤枉。从领导到教师，哪天不是在焦头烂额地忙于“收拾乱摊子”？当一些学生的学习成绩得以提高了的时候，一些学生思想品德问题的“乱摊子”却铺展开来，不得已而群策群力群起而“堵”之时，却懵然发现已力不从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问题，也绝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学校教育必须致力于平日“疏导”之上，竭力把问题解决于萌芽之中。

学校的主要职责在教育，而非灌输技巧。教育的总体目标是赋予学生对真理的尊重，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直至他的实际业绩与潜力相符，帮助学生自主工作，指导学生通过有限领域的学习获得精神发展，向每个学生提供有助于提高文化和文明水平的大道与大环境。教师的责任与义务也从未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更改过，教育本身的特殊性要求教师成为知识的传播者和人类灵魂的塑造者，换言之，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二者不可偏废。

由此看来，从对学生发展和国家未来着想，学校必须担负起较家庭更多、更大的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责任，因为学校教育是家庭和社会所永远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盖虎：社会必须采取强力措施，确保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弑师案的不断发生，再次唤起了人们对学校教育的诸多思考。2008年10月28日《北京晨报》报道，教育部的官员反思认为，政府、社会和教育工作者应积极采取措施，切实保护教师安全。另外，教师正当使用的惩戒并不是对学生的体罚，不提倡迁就学生一切行为。

然而，对那些总是敢于违反既定“规矩”、“规则”又屡教不改的学生，在教师明知说服教育、竭力引导却无济于事，但又不能使用任何惩罚措施的时候，在教师对问题学生进行必要批评、正当家访等如此合情合理的施教过程中都人身难保的时候，现实与舆论却在毫不迟疑地引导教师对问题学生视而不见、坐视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起明哲保身的老好人来。有谁还敢理直气壮地去挽救问题学生并以此教育和警示其他学生防微杜渐？

教师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国人寄希望于生活背景和文化层次等诸方面都有所不同的他们个个一朝一夕或有朝一日都成为陶行知、霍懋征、魏书生、斯霞、任小艾等那样的教育名家，那是很不现实、极不理智的痴想。

在英国、韩国、新加坡等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教师还依然毫不回避对问题学生惩罚的今天，一半深入骨髓浸染了五千年中华文化、一半吸纳了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理念的我们，却理性而超前地废除了“戒尺”和有效约束学生自觉遵规守纪的“开除学籍”等当时多数学校、校长和教师都并未随意使用的一切“不文明”惩罚规定。

完全剔除学校教育的必要惩罚，无限神化教师的言传身教能力，其实就是“教育万能论”的现实表现。试想，“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言传身教在当下国民整体素质为前提下倘是万能的，我们便可断言，警察完全可以失业，监狱也该就此关闭，遇到违法乱纪者送到学校，交给教师，实施一番说服教育岂不是更人性化？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应丹莉教授指出，规模化、制度化的教育及其活动需要学校和教师具有一定的权力，以维持教育活动的正常进行。作为未成年人的学生在接受外在行为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的过程中，也无法完全排除外来的强制性影响，在其走向自律之前，他律往往是必经的路途之一；个体的社会化不可能纯是自发的内在的要求，对外在规范的学习和掌握也必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存在着不断的失误。教育惩戒正是学校和教师以社会代言人的身份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指导和矫正的方式，其存在是必要的，合理的，是符合教育活动自身发展规律的。

应丹莉教授又说，由于立法时的有意回避，使我国中小学教育惩戒权缺乏明确的立法依据，给教育惩戒权的正常行使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立法不足使现有法规在教育惩戒权方面存在着许多空白，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我国教育惩戒权尤其是教师惩戒权的合理行使。

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认为，国家必须通过立法明确授予学校、教师在教育惩戒方面相应的权力，详细列出学生违反校规、校纪将要受到的惩罚；通过立法明确界定教育惩戒的“度”，使惩戒措施逐渐规范化、可操作化，尽量减少惩戒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学校和教师明白什么是教育惩戒权，在何种情况下、什么范围内，才能以何种形式行使惩戒权；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建立起对教育惩戒的不当行使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的制度，使教育惩戒有章可寻，有法可依。

另外，学校的正当管理权、教师的正当教育权以及人身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如网友所说“给每个老师发件防弹衣，给每人配个保镖”，这是无关疼痒或不负责任的戏言，但必要的立法和形成全社会真正尊师重教的气候，想必才是一把对学校正当管理权、教师正当教育权有力的保护伞。这是国家与社会的责任。

2008年10月28日《半岛都市报》A12版，一篇题为《150余家长建议关停网吧》的报道称，10月23日，由青岛市政协委员、本市教育专家组成的青岛市政协网瘾调查工作组，专程赶赴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瘾戒治中心进行调研，带着孩子前来戒除网瘾的150余位家长表示，网吧除了毒害孩子以外，几乎起不了多少好作用，强烈要求取缔所有网吧。

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瘾戒治中心主任杨永信说，通过他对前来治疗的两千多名孩子的调查，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因为在网吧里痴迷游戏染上网瘾的。“但关闭所有网吧的难度和阻力更大！”杨永信说，之前他专程赶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代表和团中央领导出席的座谈会，与会代表对网吧的存留问题谈论得也十分激烈，但最终也没形成一致意见。

记者回青采访时，也有不少人反对关掉所有网吧。从事网络科技工作的张先生认为，虽然有些网吧让孩子长期逗留，为孩子染上网瘾提供了机会，但网吧也为那些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务工者提供了娱乐和了解信息的平台。

上述报道一侧的“相关新闻”称，2006年，山西方山县决定全部关闭县城里的7家网吧。

此举经媒体公布后，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网易专门对“铁腕”县委书记叫停全县网吧，进行过网民调查，结果发现，表示支持取缔网吧的占56.6％，表示反对的占41.8％，还有1.6％的人持中立观点。时至今日，该县网吧依然关停。

染上网瘾、因网瘾而辍学、致人伤亡和自杀的青少年学生数量已无从累计，因此也而导致无数个家庭陷于无尽的悲痛深渊。

据悉，山西方山县关闭的县城7家网吧中有5家证件不全，剩下两家则没有任何的合法手续。如果不是县委书记“铁腕”强行予以关停，7家网吧不是照样在工商税务、文化执法等国家行政部门的眼皮子底下继续造就青少年网瘾吗？

其实并非山西方山县城的7家网吧在非法经营，全国各地的黑网吧不也正在拼命与学校、家庭争夺身心正在发育中的青少年儿童，并把纯洁无瑕的他们诱骗成网络游戏的奴隶吗？

明知对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心理健康危害巨大、影响深远，也明知家庭、学校对此心急如焚、叫苦连天却又无能为力，山西方山县县委书记可以毫无顾忌地站出来，我们的国家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为什么就能沉静地似无可奈何、束手无策般地袖手旁观呢？这种明哲保身、坐视推责的态度，不能不说是社会对青少年学生教育的失职或缺憾。

黄色网站、黑色网吧，难能有效禁止；非法暴力、色情书刊和音像制品难以遏制；“谈情说爱”、“血腥暴力”方面的影视节目挤满星期天、节假日青少年学生收视的几乎所有时段，而优秀学生事迹展播、品德讲评、安全防范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励志教育、感恩教育等适合中小学生收视的节目却少之又少或编排到午夜时分，这难道也不是社会的责任吗？

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需要良好的气候和环境，更离不开热爱教育事业的专门人才。

自近代师范教育开展以来，我国一直给予师范生免除学费和其他费用的优惠待遇。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师范出身一项，系破格从优，以资鼓励”。民国时期，免收师范生学费，由学校供给餐费及杂费。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大学都实行免费入学，早有免费传统的师范生也不例外。

1993年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确定了“非义务教育阶段培养成本收取一定比例费用”的改革思路。2000年6月5日，教育部、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2000年高等学校招生收费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之后，师范教育开始逐渐收费。

因为高校的同等收费，更审视我国教师生活清贫、社会地位低下的现实，众多品学兼优的高中生放弃了师范院校的报考，相反，众多问题学生因考分所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勉强走进师范院校。

据网络信息透露，统计近年北京各高校大学生因心理原因自杀数量，北京师范大学位居榜首，信息的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但华东师范大学体育心理学院的一份真实的体院生心理调查报告显示，体院生心理的亚健康指数要远远高于普通高校学生。

报告显示，体育专业大学生不同心理状态的比率分别是：心理健康的仅占25.73％、心理亚健康的却占69.90％、有心理疾病的占4.3％。在心理亚健康的不同表现中出现率觉得生活很空虚（39.72％）、感到精神沮丧（34.85％）排在前5位。总体来说心理亚健康症状主要表现在焦虑和抑郁两方面。

体院生中，男生心理亚健康发生率68.72％，女生心理亚健康发生率为76.92％，具体到焦虑，又分为敏感、多疑、抑郁以及敌对四个方面，不同性别之间又存在明显的不同，男生的敌对情绪明显高于女生，而女生的敏感与多疑情绪明显高于男生。

体育院校本是我国体育专门人才及体育师资力量培养的最高学府，谁还敢想象体院中的这些问题学生将如何肩负起教育青少年学生的重任。

令人欣喜的是，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6所部属院校中实行师范生免费政策。业内人士认为，师范生重新免费是一种善政的回归。教育部师范司副司长宋永忠认为，师范生免费教育不是过去免费师范政策的简单重复和回归。特别是在高校普遍收费的情况下，国家对师范生给予优厚的待遇，更加体现出国家对师范教育的重视。

仅6所部属院校实行师范生免费政策，这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需要大量高素质师资力量的大国来说，还远远不够，也不足以显示国家重视教育的坚强决心。另外，师范生毕业分配的艰难、偏远欠发达地区的师资匮乏、农村小学教师普遍老龄化等问题的出现，不能不说是国家政策导向不利所致。

世界各国的发展表明，唯有尊师重教的民族，才是充满希望的民族。而尊师重教，必须落实到具体行动之上，这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王桂欣：当我们的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问题日趋凸现的时候，当在我们的国家教师职业被视为“危险职业”的时候，我们想问的是：这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吗？这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进步的表现吗？家庭和社会是不是应该争担一些责任？包括教师在内的所有教育工作者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行为是否应该与时俱进？国家教育处于危难中，我们真的束手无策、无力挽救？

慎思，我们坚信有能力谋求到应对危难的良方；行动，我们目前的青少年教育现状才会真正得以改观，中华民族也才会更加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