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封校，请公平

九月下旬，我的母校就开始因为甲型流感H1N1而封校了，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越来越离谱。

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的门卫很“负责”的在大门口测量每一个进出者的体温，每一位过往的教师也不例外，可是，当院领导的小轿车来的时候，大门却自动打开，任凭车和车里面的人呼啸而过。而后的日子里，封校规定执行的越来越松，允许学生可以和前来“探视”的亲人隔栅栏相互牵手，聊天；随处可见几百人的食堂中数十人一桌桌的酒席大联欢；教师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食堂的厨师和商店的店员，邮递员，送水的水工，甚至各种在学院工作的建筑工人······）也凭一张出入证畅行无阻。

封校“封”成这样，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唯一在这次封校中受苦的，就只有那些数以千计的健康的同学，他们不能回家，不能去旅游，不能逛街，不能在六十年国庆时观看盛典，不能探望亲人朋友，行动备受拘束，不是囚犯却在“享受”着“牢狱之苦”······

真希望，我所看到的，不是真的。

遗憾的是，这个故事千真万确，而且就发生你我的身边。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理应都得面对太多的规定，太多的制度，太多无法打破的枷锁。执行规定的人（门卫）与接收规定的人（学生）都不是主角，规定本身才是主角。当然这当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学院领导：只有领导才可以当主角；只有领导才可以依照自己的需要，决定自己要不要和同学们一起同甘共苦，共同在学院里一起遵守规定，决定要不要解除封校规定；只有领导才可以作为主体，可以真正当个人，可以清楚表达自己的需要，并依照自己的想法掌握指挥周围的情况。

看到这，也许你会说，院领导可能没有主动开口要求（免检放行），是门卫见院领导来了，自动把院大门打开。

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可悲了。

门卫坚持封校规定，不肯通融，或许还情有可原，但他们懂得院领导来该放行，懂得戴红校牌的脸熟的教师来该放行，懂得拿着一张白纸证明的外来人员来该放行，而不得将其封在学院中，显然他们明白当时“人”的需要，而且封校规定也不见得不能通融，只不过在他们的观念里，除了这些人之外，其他人（主要是学生）的需要都可以牺牲，其他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都不算人。

说的有点狠了，我只是不明白，封校要封的，究竟是什么人。很多深受其苦而不能忍受的同学们大概和我想的差不多吧，于是他们就会“冒学院之大不韪”，单独行动或三五成群，打破“规则”，翻墙“逃”出去。这种情形屡屡出现，对于封校本身而言，真是种莫大的讽刺。其实我很是欣赏这些“逼上梁山”的同学们的创新和勇气，但是学院不能容忍这种阳奉阴违的反抗行为，就开始了“杀鸡儆猴”，让门卫留意，甚至让那些手底下帮手（主要是那些张牙舞爪的院学生会“干部”，抱歉我实在不能用再恶劣的词来形容你们，因为印象真的很难改变）蹲点，将几个身手不敏捷的倒霉蛋抓到上报，将其开除或者留校察看，这不禁使我想起了那个笑话：某军队在军事演习，将一排大炮对准一片翠绿的白菜地当做打击目标进行轰炸，演习完毕，只见一个人从炸翻的白菜地很困难的爬起来，哭丧着脸，哭喊道：“就偷了颗白菜，至于用炮轰么？！”

是啊！至于么，就一时耐不住寂寞，一时有事着急，一时贪玩，跳了一次墙，至于如此重的惩罚么？！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了，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作为一个刚刚毕业于这所美丽院校的学生，对自己的母校，还是有很多的感激在其中，但是我已身不在学院，不用太害怕那些让我恐惧的因素：师长无谓的恐吓，处分惩罚什么的，于我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我爱我的母校，我以我的母校为荣，所以我不想母校因为某种不公平的现象而被外人品头论足，在这里，我只想说几句以前不敢说的真话，发出一点微薄的声音：真的希望，院领导能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真心对自己的学生们付出关怀，多去理解他们的苦处；视同学们的需要重于一切，能提供最佳服务，顾及自己与他人的需要与利益。这样，才能做到学院真正的公平，和谐和团结。

那么，最后，疫情严重的真的需要封校的话，那么请院领导及广大教师们一起遵守执行封校规定，倘若不能，请尽早解除封校规定，结束这场封校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