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不幸

大二的第一节中国古代文学史课上，老师提出第一个问题：根据童庆炳的观点，什么是文学？（大一学习的《文学理论教程》由童庆炳主编。）教室内顿时鸦雀无声，没有一个同学回答，不少同学低下了头。大约过了5分钟，依然没有同学主动回答。无奈之下，老师只好拿出名单点名提问，共有12同学被点名，其中8个同学回答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3个同学摇头表示不知道，1个同学回答文学是一种具有话语蕴藉的审美活动，回答正确。老师回到讲台，嘴角上扬，露出一丝苦笑。文学理论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大一必修的专业课，而且是重点课程。刚刚结束的大一学年考试，我们班文学理论的平均成绩82.5分，第一名高达95分。但是，在这12名同学中有挂科的，有分数居中的，有分数名列前茅的，包括那位95分的第一名，结果是95分的第一名回答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挂科的同学回答正确，原因是挂科的同学开学后第一周周末要参加补考，这些天一直在忙着背课本背笔记。当时的我，坐在讲台下的前排，窥见老师的那一丝苦笑，感到一阵抽心的疼痛。

没有人主动回答老师的问题，我个人看来，存在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是学生自身的问题。有的同学比较自卑，也许他（她）知道答案，但对自己的答案不自信，害怕万一错误了，自己很难堪。有的同学知道答案，也很自信，可是畏惧枪打出头鸟，担心其他同学背后议论他好出风头。还有的同学就是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学生会害怕出错后难堪呢？是因为他肯定自己出错后别的同学一定会笑话他或是自己假想会被笑话，可是在求知的学校，每个同学都是来消除自己的无知的，为什么要笑话别人在某方面的无知呢？或者，那位同学为什么会假想自己出错后遭到笑话呢？这一串问题，难道不都跟学生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吗？

二是作为学生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完全听从老师的意见，因为老师说的99％是符合考试要求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老师也习惯了我们的听从。部分老师，注意这里用的是“部分”，甚至不希望学生在某些问题上和自己较劲，也不希望学生在课堂上太多提问，尤其不喜欢在课堂上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学生，因为那会影响他的课程进度（一般情况下，每个老师都有一定的教学任务。）。记得在初中的语文课上，老师讲解《孔乙己》。一位同学认为最后一句话“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是鲁迅先生不小心犯下的一个语法错误。这当然得不到老师的认同，老师解释说这是鲁迅先生特意这样，为的是表达一种特殊的含义。我的这位同学是位万事绝不轻易认输的主，平时和我们这些同学讨论什么问题，没有一方理屈词穷，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老师的解释没有令他满意，他非要老师拿出有力的证据，他说鲁迅先生想表达某种特殊的含义，完全可以换一个句子。老师有些不高兴了，说：“鲁迅先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闻名的作家，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老师带着不高兴的情绪说的话激起了这位同学更大的不满意，他当场说老师盲目崇拜，全班同学一下子紧张起来。老师这次是彻底生气了，大声叫道：“《孔乙己》问世以来，从来没有人认为这是鲁迅先生犯下的错误，包括很多大作家和著名评论家，你一个学生……。”我的这位同学可不是好惹的，老师的态度使他也非常生气，不顾什么不能顶撞老师的千古教诲了，他大声说：“那你所说的大作家著名评论家和你一样盲目崇拜，就如苏联人盲目崇拜斯大林。”课没有办法上下去了。后来这位同学被留校察看处分，我们那节课老师原本的安排是讲完上一节课留下的最后一个问题，接着学习下一篇课文，经那么一吵，老师要我们自学下一篇课文。这么多年过去了，那节课始终留在我的心灵深处，记忆犹新。我一直在想，如果那位老师对那位同学说：“等我查资料后，再来和你探讨，好吗？”会怎样呢？

老师被顶撞，学生遭处分，这到底是谁的不幸？

至此，我想起一位现在留学德国的一位高中时的师兄（他和我同一个班主任，是我的上一届。）暑假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愤怒地写道：“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一种暴力制度，不仅摧残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实践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等，更是扭曲了学生的人格。在这种暴力制度下，需要用暴力来反抗暴力。”原来他上学年的学年论文因为引用一句来自网络的话没有注明被导师判不及格，整个暑假忙着写论文。他的那篇被判死刑的论文花了他近一个学期的时间，自以为很是不赖。这位师兄固然极端，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从小就是在一种强行的教育方式下学习，从小学（我在山村里长大，没有上过幼儿园，不了解。）到现在的大学，无一例外。父母亲谨遵“竹棍子下出好人”的祖训，老师秉着“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圣言。背不了书要被罚下跪打手板，不许吃饭；对某个女孩子有意要被警告，恋爱了要被强行拆散，要遭受记大过或是留校察看的处分，还要请来家长写保证；现在大学宿舍卫生三次达不到90分要被集体罚款，本是学生自己创造舒适宜人环境、各宿舍彼此交流的宿舍文化节，学校要纳入比赛，排名倒数的宿舍六个同学集体要接受罚款。我至今没有估计永远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竹棍子下一定能出好人而不是坏蛋？为什么良药一定要苦口、忠言一定要逆耳？

对于这位师兄提到的因为一句来自网络的话没有注明而导致论文被判死刑，我觉得这位导师不是少见多怪就是有意跟我的这位师兄过不去。在中国，不要说一句，也不要说学生，就是他的同行——导师教授们剽窃人家的学术成果早就不是新闻。且不提那些陈年的“辉煌”耻辱，就说今年——新中国60大寿的2009年，浙江大学，山东聊城大学，一个是院士，一个是副校长。

出现这种学生承受强制性教育，学术丑闻不断，这到底是谁的不幸？

班级平均分达82.5分，最高分达95分，作为专业课中的重点课程的文学理论，学生学完后才过一个短暂的暑假，一个最简单（针对接受教材的观点，不是说关于文学的定义这个问题很简单。）最基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忙于补考而不得不背书背笔记的同学的回答最完整最正确。这算不算是对考试制度的一种讽刺？我不想说也不认为完全否定中国现行考试制度是绝对正确的，但现行考试制度的不合理早已是不真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不粉碎这种制度？可是“娜拉出走只有两种结局：一是堕落，二是回来。”“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对于做梦的人，没有想好梦醒后的可走之路，最要紧的是不要惊醒他。”

娜拉最终不是出走了吗？难道我们要一直或是长久地做梦吗？全中国的学生把做虚无的梦当着一种幸福，这到底是谁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