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变法”看“个性官员”

近日，笔者在研读史书《资治通鉴》之“商鞅变法”时，颇有心得，原来卫鞅也是个奇才，很有个性。时下，我国官员的变化有目共睹。不论是历届“两会”还是日常工作会议中，官员讲话不再照本宣科，见到媒体不再躲躲闪闪，甚至主动递上名片。这种变化上至“庙堂之高”，下至“封疆大员”，让忙碌时政的记者们忙的也不亦乐呼，“爆料”和“看点”与日增多，让老百姓充满了期待，各种评论纷至沓来，应当理性看待和加以论之。

《资治通鉴》中记载：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不难看出公叔痤对卫鞅十分赏识，卫鞅没有得到魏惠王的重用。“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从这几句话足以得出卫鞅的过人才略，就让秦孝公兴奋不已。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卫鞅打破常规，出其不意的辩论，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加赞赏，凸显了他与重不同的一面。后来，为了争得国人对变法的支持和理解。他又作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文中提到：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足以看出卫鞅的治国策略之高，现在看来也是令人折服的。

联系到如今我国官员变化，“个性官员”很受人瞩目和期待，虽然网上频频热议，一浪高过一浪。就近期《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的出版，引来了全国人民的瞩目和殷切期望。朱镕基的个性和风格为我国赢得了荣誉，也彰显了大国总理风范，在国际和国内很受人们推崇叫好。从“商鞅变法”中就不难看出，卫鞅之所以有个性，正是很有学识和才华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官员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让官员给人以沉闷、枯燥的形象焕然一新。“个性官员”，近些年极富个性色彩的政坛词汇，逐渐进入百姓视线－媒体热议。尚无从考证“个性官员”一词的最早发明者和使用者。两年多前，开始进入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词库，成为海内外各类媒体谈论中国官员时使用频率甚高的词汇范畴。以鲜明的施政风格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和个性，在中国政坛上形成一道别样的风景，为中国政坛吹入一阵阵新风。个性官员，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邓小平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指出，制度好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早在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第一次以“西欧方式”见记者时得到了破解，来自世界各地的四百多名记者争相报道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新形象。再到后来江泽民富有魅力的多种语言应对各种场合，胡锦涛与温家宝总理始终会出现在百姓视野，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良好形象，都无一例外的展现了国家领导人仁德而又富有宽广的胸襟，幽默、睿智等词汇一时扑面而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后，中国政坛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有个性、有才干、有胆略的“能官”、“强官”，如原国务院副总理“铁娘子”吴仪；“刚柔相济”的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敢于“说狠话”、被称为“灭火部长”的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现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承诺杜绝官场“潜规则”的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自称国家财产“看门狗”的原审计署长“铁面”李金华等等。

“个性官员”从“商鞅变法”至今从未间断过，备受人们关注和青睐。仔细推敲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个性官员”都富有才华和学识，正因为其有个性，是其有着过人之处或者独到治国理政的本领。从近年来的官员来看，官员有高学历，才华横溢，能力出众的不在少数。二是“个性”是有别于“共性”但从属于共性的，是群众期待高效行政效率的产物。众所周知，现在部分官员的作为，只关心自己的升迁或平安，不在服务效果上下工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太平官”。这类官员多了，耗费了大量公共资源不说，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个性官员高效率工作的挡路石。所以人们就把希望寄托在个性官员身上，敢于挑战官场的所谓“显规则”或“潜规则”，立场鲜明，仗义执言，敢做敢当；或者敢于突破传统施政思维，锐意改革创新，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或者敢于触犯部门和局部既得利益，关注民生，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振臂高呼；或者敢于揭露政治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直击社会时弊，把官位和乌纱置之度外。这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提醒的那样，对“个性官员”还要理性看待：“要警惕某些官员在媒体面前的‘作秀’，最终，还要依靠法律和制度解决问题。”三是从文化生态来看，只要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必然随之带来的文化上的大解放大发展，官员也是适应文化发展的潮流的必然。尤其是在正式场合庄而不谐、诙而不谑，必然要以学识才华作为支撑，腹有诗书，更有真知灼见，才能把握住适当的度，才有个性的张扬，否则，就必然露出腹中空空的底子，自以为个性，却不过是落人笑柄。因此，扎实的理论功底、机敏的反应、清晰的思维、广博的知识、以及幽默诙谐的风格、优美而能打动人心的语言、流畅的口才，是个性化的基本要求，个性化其实是一种最难的风格，能够以个性示人，是对知识经验积累的极大挑战，也因此，个性官员越来越多，充分展现了当今官员们逐步提高的文化内涵和品位。

综上所述，在看待“个性官员”问题上，除了给予大加赞扬和赏识以外，自然还要保持足够的理性，社会的发展进步，不能单纯靠几个“个性官员”就能完全解决，可能在某个领域或者某段时间的确是奏效的，正如“商鞅变法”，只是一时只需，却无长久之效。但从长期来看，恐怕还要更多的考虑社会运行机制和制度层面建设，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提醒的那样，对“个性官员”还要理性看待：“要警惕某些官员在媒体面前的‘作秀’，最终，还要依靠法律和制度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