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文学记忆

1960年4月的一天，母亲余佩文和父亲华自治得到了他们生命中的第二个儿子——余华，那时他们都在杭州。4年后，因为父亲工作的变动，母亲最终决定带着她的两个儿子离开杭州定居海盐，这个当时连自行车也少见的城市。以后，母亲给余华讲过无数的有关杭州的故事，余华都备感珍惜，但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的记忆是从他5岁才真正开始的。

父母都是医生的余华在生命之初的记忆都留在医院里，他们的家起初就在医院的附近。他常能听到医院传来的哭喊声，能闻到酒精和弗尔马林的气味，还常常看到手术室里一堆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被提了出来，当别的同学都害怕这些时，余华渐渐的便习以为常。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们的家索性全搬进了医院里，记忆中的他常常一个人背着书包回家就直接奔向了医院，医院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余华就在这个迷宫了独自做着迷藏。父母常常辛苦的工作着，他却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色，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地下室的停尸房，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他会一个人站在那些冰凉的水泥板上玩耍，有时干脆就在上面睡着了。

死亡、鲜血在余华小小的心灵中就这样变成了司空见惯的东西，它们构成了余华生命与创作不可缺少的记忆，渐渐地便融进了余华的小说里。当然，那时的余华对文学还没有任何的记忆，只有那些似乎不可磨灭的故事。余华的童年有着这样数不完的故事，他的小说也是沿着回忆的脚步在时空中变化。他难以忘记自己被父母遗忘或是兄弟俩相互打斗的情景，余华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就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它们仿佛带着余华自传的性质。六岁孙广林被父亲送送上一条船卖给了别人可等到十八岁才回来，小时候哥哥常和他打架，一次孙光明在弟弟孙广林脸上划出一道伤口，弟弟想等父亲来报复哥哥却不料被父亲用草绳绑在榆树下，这些故事和小时候自己的情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余华真正接触到文学是在上中学后，那时候县文化宫开放了，一天父亲给哥哥和自己弄来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他就爱上了小说，《闪闪的红星》和《矿山风云》都是他的最爱，不过这些作品在他的记忆中渐渐地淡去，直到中学毕业后，他甚至只知道鲁迅这一个作家。

1974年，余华还在念读中学，一个重要的动荡时期悄然开始了，却进一步成就了他的文学天赋，这段记忆就留在音乐的简谱里。在这段文革时期，他常常见到同学包括他自己做出各种奇怪的事情，甚至还有那些老师，老师往往成为批斗的对象。那时候的他记得自己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去打篮球，上化学课的时候在操场上闲逛。有一位音乐老师曾引起了余华的注意，这里不关于音乐，而是与音乐有关的简谱。这位老师与一位女学生有性的交往而最终关进了监狱，但余华丝毫没减退对简谱的热爱，他甚至将鲁迅的《狂人日记》标满了一排排令人难懂的简谱，不可理喻的是那些数学方程式也被他标上了简谱。我们不得不对当年的余华感到由衷的佩服，因为他谱成了世界上最长和最难的音乐，或者叫做音乐的叙述。

对由简谱构成的音乐的叙述，不是不可理喻的神经质，却正是余华文学天赋的萌生。一九九八年写成的《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十年之后他将自己写过的文学与音乐关系的散文也是以这个名字结集出版，让我们更加清楚了两者的关系。

肖斯塔科维奇、柴可夫斯基、贝多芬、马勒、勃拉姆斯都是余华烂熟于心的名字，他看到了音乐的缓急与叙述的快慢，音乐演奏中的插部和文学结构中的穿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穿插在音乐“激流”中的“和缓”正预示着高潮一波波的到来，余华提到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乐》第一章著名的音乐插部就是这种情况，这些经验很容易借鉴到文学创作中来。拿余华的《现实一种》来说，当山岗的妻子下班回来看到躺在血泊里的儿子时，她并没立刻嚎哭起来。这时候的叙述非常缓慢，她先叫了声儿子，然后就走进屋子，在屋子里胡乱的转了半天，至到看见摇篮才清醒地跑出门痛哭起来。在这段“和缓”的叙述之后，我们看到了惊心动魄的“激流”，为报山岗的儿子皮皮杀死了山峰的儿子的仇，山峰杀死了皮皮，接着山岗杀死了山峰，最后山峰的妻子借助公安机关杀死了山岗，故事就是这样一波一波的高潮中周而复始。

在文革时期的余华，记忆还留在那些大字报里，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挖空心思的人身攻击。大字报常常故意编造谣言，还有色情故事，但恰恰就是这样的语言，让余华的想象力充分的挖掘出来。但不管怎样，余华肉眼见到的这些为他的小说提供了素材，当我们翻开余华的《兄弟》这本从文革到改革开放横跨20多年的作品讲述了许多惨绝人寰的故事。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惨痛的描写。在文革中遭受众多打击的宋凡平一直瞒着妻子，从关押他的仓库溜了出来，满以为这次能见到心爱的李兰，但火车到了上海时，他却被红卫兵发现了，宋凡平打死在车站里，最终还是没有见到迟到的妻儿。

余华真正的文学记忆还直接来自于那些作品。中学毕业后，余华在父母的期待下当上了医生，但他渐渐地开始厌恶起来，医院的培训让他接触到了许多死记硬背的人体结构知识，他说这不能让鼻子长到腿上，余华的想象力受到了压抑。一天，当余华呆呆地看着街面上来来往往的脚步时，他思考自己是否就这样乏味地过完一生，于是他一边做牙医，一边开始了辛苦的创造过程。那时他的理想就是到县文化馆去工作，这个懒散的职业可以让他上班的时候都可以随便逛逛。五年后，余华终于弃医从文走进县文化馆的大门，在这段日子里，他曾两度到北京鲁迅文学院去学习。在那里他开始囫囵吞枣地接触到更多的文学作品和先进的创作理念，还结识未来的妻子诗人陈虹，余华文学的细胞就这样开始疯狂的生长。

1980年冬，在浙江的一间昏暗的公寓里，余华看到了《伊豆的舞女》，从而认识了川端康成。这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人，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小说藏着许多细致而绵密的情感，余华说那是无限柔软的象征，是肉体的迷宫。1983年余华开始正式的创作，这一段读书的记忆使得川端康成左右着余华的创作。直到五年后，在浙江海盐的一间临河的房子里，余华结识了卡夫卡和他的《城堡》。作为现代小说之父的卡夫卡，在小说里藏着许多令人不安和战栗的元素，余华说那是极端锋利的象征，是人内心的地域。两个风格迥然的作家让余华深陷矛盾之中，但却开启了他“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他发现这两位作家的叙述也是那样的无边无际，没有了一切善恶生死之分，余华的创作也总能看到叙述上的这种无限宽阔的影子。

1987年，余华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小说如梦幻般地再现一段出门遭遇抢劫的情形，也展现了余华的风格，它以一种更加激越的形式再现那样的记忆。直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才让叙述会到地平线上，而他对语言一直保持一种新鲜而陌生的艺术效果。语言是叙述的重要部分，在余华开放接受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他曾毫不掩饰表达了对鲁迅如子弹般穿透身体的语言的力度和精确度的赞美，也赞扬了博尔特斯抵达呈现更加真实的现实的语言。总之余华的写作开始参杂更多作家的元素，他是拉着大师的衣角趟过这条叫做文学的长河，而当他独自回来的时候，这些人生记忆与阅读经验早已慢慢的融进血液，那些伟大的大师们非但没有离开他，反而早已和余华永远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