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统一吟唱

摘要：世界历史的舞台，从来都是大国角斗的游戏场，是实力在丛林中的表演场。铁骑霜风，你方唱罢我登场。博弈的棋局，美苏争霸招招封杀。作为冷战的孤儿德意志如何摆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迷茫？只有含辛纳垢，韬光养晦，积聚实力，听，贝多芬在演奏命运的交响。吟，歌德鸿篇浮士德莱茵河畔高扬德意志母亲的情怀……看几起沉浮，我不得不惊叹德意志的神奇。我赞美你呀，你是冷战结束时的赠礼。

关键词：分裂、统一、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美国、苏联、影响、启示、参考文献。

一、造成德国分裂的历史背景。

战后，四大战胜国在德国安排问题上矛盾重重，对德和约悬而未决，德国被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1955年又分别入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西德边界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分裂线和对峙线，新的“德国问题”再次出现。德国问题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德国在欧洲的地理位置，究竟它是应该保持现有的领土边界还是应该恢复到1937年的疆域？其二是德国的分裂，究竟它是应该继续保持分裂的状况还是应该重新统一？它应该拥有怎样的政府？其三是柏林问题，西柏林是否应该和联邦德国保持联系，应该以哪种方式和联邦德国保持联系？其四是联邦德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它与欧洲两个部分的关系将安全和统一同一起来的关键就在于苏联。

二、各方为统一所做的努力。

（一）战争失败遗产的主要继承者－联邦德国

1、从自身经济实力上寻求统一

二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衰败局面，而且美苏冷战使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尽管如此，战后的联邦德国仍然取得了高速经济发展。联邦德国，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优等生”，它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被称为“奇迹”的巨大成功。

战后初期的德国，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国民财富的一半以上毁于战火，基础设施几乎瘫痪，物资奇缺，黑市横行，价格飞涨，民不聊生，经济完全崩溃，政治影响完全丧失。1949年9月建立的以阿登纳为总理的联邦政府，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在全国人民同心协力下，联邦德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利用战前良好的经济基础、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化、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富有活力的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行法治、对教育的重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开始、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联邦德国在各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又长期军费负担极轻，工人工资较低等，无疑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复兴和工业的迅猛崛起。联邦德国还有一个世界上花费最大、设计得很周详的社会保障计划，1977至1978年度全年社会福利金额总计达3，000亿马克（约合1，250亿美元），即平均每个居民享用社会福利金2，015美元。统一前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3591亿美元，是世界上仅次于美、日的第三经济大国、是一个强大、有效率、有秩序的现代化国家。

经济的强大为德国统一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2、从政治寻求统一

西德在1949年开启的两个长期历史过程：内政民主化（政治价值上皈依西方）和外交一体化（外交战略上皈依西方）。德国从政治价值上皈依西方。首先，德国“基本法”为新建国家政体规定了不可更改的四项基本原则：民主制、联邦制、法治国家和社会国家原则，它们体现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共同特征，即主权在民和天赋人权、法治和权力制衡。第二，1949年以后德国开始实行的政治制度，不论在同本国历史的纵向比较（如与魏玛共和国相比），还是同其它西方国家的横向比较（如与美、英、法政治制度相比）上，都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如政党制度的宪制化、行政制度的“总理原则”、联邦制度的功能性联邦主义。

政治的稳定为统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长效而稳定的环境。

3、始终如一的坚持了统一的目标。

在分裂长期化的情况下始终坚持统一目标。1948年7月，当西方占领区各州总理们讨论美英法关于起草宪法、建立西德国家的建议时，就提出应避免赋予行将成立的机构以国家性质，将要采取的程序必须表明这种机构只是“临时性的”，“要避免使德国东西两部分加深分裂”。他们提出，不要把宪法交公民投票，宪法应称“基本法”，以体现其临时性质，“只有全体德国人民能进行自由表决时，才能产生一部德国宪法”9月1日，康拉德·阿登纳在议会委员会（相当于制宪会议）明确地提出“要写出这样一部宪法：使全德统一的可能性永久地存在下去，使德国的东部地区在任何时候能在这个新国家里占有自己的位置。”在他们起草的基本法的“前言”中，明确地写上了成立西德国家是“为了建立过渡时期国家生活的新秩序”，“全体德意志人民仍然要求在自由的自决中实现德国的统一”。这样，重新统一的目标就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下来，成为此后历届政府必须遵循的原则。

联邦德国成立后，始终没有放弃统一的目标。首任总理阿登纳任职长达十多年，在不计其数的会议和会谈中，几乎没有一次不谈德国的统一问题。他说实现统一是联邦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我们政策中的主要问题”。阿登纳政府以各种努力争取有关大国对德国统一的目标予以支持，承担义务，不让这一目标受到损害。这使西方三国宣布“将同德国联邦政府以及一切观点相同的国家一起为德国的统一从事工作”。

1955年结束占领体制，联邦德国恢复主权之后，再次使西方大国作出了承诺，支持德国通过和平的方式统一，承认联邦德国是全体德国人民的代表。1955年联邦德国与苏联建交。为了避免此举引起承认两个德国，使分裂状态合法化，阿登纳政府提出了“哈尔斯坦主义”，宣称联邦德国今后要把与它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同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视作“不友好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适合于加深德国的分裂”。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东西方就一系列问题展开对话。苏联极力主张承认两个德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阿登纳唯恐西方大国以牺牲德国统一为代价来换取冷战的缓和，于是以各种方式反对抛开德国统一去谈欧洲安全，或把实现欧洲安全放在德国统一之前。1955年四大国首脑日内瓦会议前夕，阿登纳访美，强调德国统一必须是建立欧洲安全体系的前提。他说：“要是我们在重新统一的问题上不能叫苏联人作出让步，那我们也绝不可对苏联人作出丝毫让步。”之后，阿登纳担心所谓“日内瓦精神”使西方陶醉，从而把德国统一与欧洲安全脱钩，并置于次要地位。他又一再向美国陈述他的“极大忧虑”，强调“拖延解决恢复德国统一是十分危险的”，促使美国就其态度作出澄清。1956——1957年东西方裁军谈判出现了一个高潮。阿登纳于1957年再次访美，促使美国重申，在达成裁军协议之前，必须解决德国统一问题。同年又在柏林发表美英法德四国宣言，重申裁军——安全——重新统一的关联。阿登纳说，他要“把盟国约束在一条我们可以接受的路线上”。从1958年起，赫鲁晓夫试图迫使西方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让步，由此发生柏林危机，而西方承认德国分裂现状的倾向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1959年，以强硬著称的杜勒斯提出，在西柏林通道问题上，可以考虑把东德作为苏联的代理人来与之打交道。在同年四大国外长会议期间，美国代表赫脱表示，在德国土地上存在的两个国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谋求有权代表全体德国人民和以整个德国的名义讲话。1961年，美国的“冷战英雄”克莱将军说，在估计德国局势时，应该从存在两个德意志国家这个事实出发。此时美国关注与苏联缓和关系，并就柏林通道问题达成一项安排，以免苏联经常威胁西方在西柏林的权利。而德国统一问题却日益被放到东西方关系议程中的次要地位上去了。这种倾向的发展使阿登纳忧心忡忡，但他无法阻止这种倾向。迫于形势，他只好退求其次，要求柏林通道问题的谈判不要与整个德国问题联系在一起，以免损害德国统一的目标。

联邦德国的政治家审时度势，认识到统一要靠德国人自己采取主动，创造条件。他们开始寻求把争取统一与欧洲的缓和联系起来，不再把统一作为缓和的先决条件，逐步放弃“哈尔斯坦主义”，实行“新东方政策”。“新东方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接近求变化”，在推动欧洲缓和中为德国最终统一创造另一方面的条件，开辟新的途径：减少苏联和东欧对于德国统一的恐惧和阻挠；促进两德交流和接近以维系和加强德意志民族的纽带，并通过扩大联系和交往，“滴水穿石”，促进东欧（包括民德）的演变，达到最终统一。施密特总理告诉美国人，“缓和符合德国的特殊利益，鉴于西德的地理位置和对全体德国人民承担的责任，西德不能跑到前面去当出头鸟”。由此联邦德国改善了与苏联、东欧包括与民主德国的关系。有人由此认为，联邦德国承认了德国的分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它坚持认为，对两个德国的承认是有条件的，是“事实上的承认”，而不是“法律上的承认”。两德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两德关系是“德意志内部的关系”，迟早必须统一。它坚决拒绝民主德国提出的“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理论。由于联邦德国的坚持，在两德“基础条约”中写明“不损害双方对原则问题，包括民族问题的不同看法”。联邦德国在与苏联、民德签署条约的同时，向它们发出了“关于德国统一的信件”，重申要使德意志人民“通过自由的自决重新获得其统一”。联邦德国还坚持两德互派的使节不称“大使”；坚持所有德意志人。只有“德意志国籍”，不承认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重申了四大国对整个德国，包括对德国统一问题负有责任。这种政策后来为历届联邦政府所坚持。1974年，当民德修改宪法，改变对民族问题的提法，不再讲整个德意志民族时，联邦德国立即声明，联邦德国基本法的任何内容都不受民德修改宪法的影响，修改一个文件决不可能勾消千百年的历史和抹杀一个民族。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也声明，人民院单方面的决定不可能消除德国人近两千年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亲情，两个国家都认为他们是德国，两个德国是一种特殊关系，只有一个德意志国籍。

1982年，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赫尔穆特·科尔成为总理。他的政府声明也重申了德国统一的主张。他说，德意志民族国家是破裂了，但德意志民族仍然存在，并且将继续发展下去。他的政府要继续推行东方政策，致力于在和平中实现德国统一和解决德国问题。他每年都要发表“关于被分裂的德国的民族状况”的报告。1984年3月，他在“分裂的德国的民族状况”的讲话中，强调德国最终要实现统一。1986年，他又发表讲话说，基本法序言中关于重新统一的规定是“我们民族自我信念的核心”，“德国历史同德意志民族一样，都是不可分割的”。1987年，民德领导人昂纳克访问联邦德国时，要求接受两个德国的现实。科尔则再次声明：“我们的基本法的序言不容修改，⋯⋯要求全体德国人民在自由的自决中完成德国的统一和自由，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坚持宪法赋予的这项任务。”科尔对于何时能实现统一没有确切的把握，但是他坚持德国统一的目标并为之进行努力，是毫无疑问的。正是因为联邦德国历届政府都坚持了德国最终要统一这个目标，它就能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实现统一的目标。

坚持西方联盟和欧洲联合，适时调整东方政策，创造有利于统一的条件。阿登纳指出，德国的统一无疑是一个首先涉及德国的问题，但是它“不仅是一个德国的问题，也是一个欧洲的和世界的问题”。他坚信，德国要在“自由中”实现统一，就必须坚定地走加入西方阵营和欧洲联合的道路。他写道：“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确信，只有执行一种和西方紧密而坚定的结盟政策，才能有一天使德国在和平与自由中重新获得统一。”在战后美苏争夺欧洲的形势下，中立化将使德国在西方没有朋友，而单独面对一个东方强敌，因而是十分危险的。阿登纳政府要以与西方结盟，来获得西方国家支持和帮助，首先巩固和发展联邦德国，并对苏联施加压力，直到苏联最后让步，放弃对德国东部的控制，允许德国“在自由中实现统一”。阿登纳强调“德国的道路必须经过欧洲”：“如果一体化成功了，那么无论在关于安全问题或重新统一的谈判中，我们就能够把一个统一的欧洲的砝码作为一种新的重要因素投到天平上去。”“没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而要在自由中实现德国统一，这是谁也不能自圆其说的。对法国总理孟代斯·弗朗斯说：“您不要忘记，我是唯一一个把欧洲统一放在自己祖国统一的前面考虑的德国总理”。西方国家多年的方针就是既支持德国复兴，又要约束德国。西方联盟和西欧联合是有防苏和制德双重意义的。1950年，北约秘书长伊斯梅勋爵曾说过，大西洋联盟的目的就是让苏联人呆在外面，让德国人呆在下面。联邦德国政治家深知德国历史的包袱，人们对德国缺少信任，而且旧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由于走到了极端，不仅给其他国家，也给德国带来了浩劫。所以他们主张，德国不能重走旧式的民族主义的老路。只有走加入西方集团和西欧联合的道路，才能消除其他国家的疑惧心理，扫除德国统一道路上的又一种障碍。阿登纳说，既要做好的德国人，又要做好的欧洲人。勃兰特反复声明不做“在两个世界中间的徘徊者”。“处于东西方之间，并不符合我们的民族利益。我们的国家需要同西方合作并相互协调，也要同东方谅解。”他也主张走欧洲联合的道路：“一个善良的德国人，不可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善良的德国人知道，他不能放弃走向欧洲的决定。通过欧洲，德国才能恢复其本色，才能恢复其历史的建设力量。赫尔穆特·施密特，：“为了欧洲的战略均势，从而也是为了西方的防御，联邦共和国即使是为了争取苏联作出让步，也不允许放弃它同西方现存的联盟关系。”与法国一起，共同推动了欧洲联合进一步发展：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欧洲议会直接选举等。科尔发表的政府声明中说：“德国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基础是北大西洋联盟和同美国的友谊”，同时也是“一个主张欧洲联合的政策”。他的政府不仅加强了同美国和大西洋联盟的关系，而且同法国一道为推动欧洲的联合，作出了新的努力。因而，形成了欧洲联合的“法德轴心”和“双缸发动机”的说法。

把握机遇，实现统一大业。80年代后期，苏联大幅度调整内外政策，东欧的剧变在1989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了。民德的局势激烈动荡，要求改革，要求统一的呼声高涨起来。统一社会党和民德的现行制度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联邦德国政治家立即意识到，推动统一的机会到了。总理科尔确信，历史向德国人提供了一个机遇，而且这一恩赐起码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重演的。于是“他想利用这一机会，利用他本人作为西德政府首脑可以采取的一切手段，实现德国国家统一的梦想。“民主德国掀起的革命进程隐藏着加速的趋势，我们必须对此寄予希望”。科尔政府立即制定统一的“十点计划”中，他要求在民主德国“取消统一社会党对权力的垄断”，举行“自由，平等，秘密的选举”，实行社会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在此条件下，发展两德的邦联结构，而后进一步走向联邦，实现统一。科尔政府利用民主德国政局剧变之机，着力支持那里的赞成联邦德国的统一方案的政治力量，帮助其上台执政。1990年3月，民主德国举行“自由选举”，由非社会主义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民主觉醒”、德国社会联盟组成的“德国联盟”，不仅主张立即统一，而且主张接受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按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实现统一，即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科尔政府认为民德这次大选对统一具有“关键意义”，于是大力介入这次大选，特别对“德国联盟”表示支持。科尔六次到民主德国参加选举集会，声援“德国联盟”。这对民主德国选民产生了影响。“德国联盟”的影响迅速上升，原来获胜呼声很高的社会民主党等党派，支持率都迅速下降。结果“德国联盟”获胜。联邦德国人士评论说，选举结果“也是科尔的胜利，他全身心都投入到东德选举中去了”。这为科尔政府实现其统一方案创造了重要条件。随后成立以德梅齐埃为首的三党联合政府，立即签署了关于德国统一的文件，确定尽快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实现统一。

4、坚持德法和解合作和欧洲一体化，置身于多边国际体制之内谋求发展，以贸易立国而突出经济外交等。

欧洲是德国历届政府外交政策的立足点，这不仅是德国现实利益的需要，也是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和战败国，给欧洲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战后，德国要想重新崛起，唯一出路是赢得欧洲各国在政治上的接纳。为此，德国政府选择了一条向欧洲国家认罪、与欧洲国家和解的和平发展道路。欧洲国家接受了德国，也融合了德国，欧洲也因此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持久和平。不仅如此，德国还积极参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主动牺牲部分主权利益，换得了良好的重新崛起的稳定环境。“在西欧所有主要的大国中，西德对于欧洲一体化的追求是最为积极的，这个事实使得数十年的分裂更为复杂化。与所有的乌托邦理想相似，‘欧洲合众国’的定义是遥远的，模糊的，却有相当高的感染力。”尽管如此，德国人还是孜孜以求欧洲的统一。历史己经证明，德国的选择是智慧的，不仅造福于德国人民，也造福于欧洲各国。这些特点源自多种因素，其中有当代国际环境的制约，大战历史的影响，冷战背景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德国经济结构外向型的特点，以及德国对历史的正确反思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坚持与法国的和解与合作，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这两条相互联系，即所谓“做一个好的欧洲人”，也是联邦德国与西方结合的对外方针的另一层面。这也是在阿登纳时期就确定下来的。阿登纳说“处在欧洲今天的阶段，‘世仇夙怨已经完全不合时宜”，“和法国的友谊将成为我们政策的一个基点”。这一政策也是后来德国一贯的政策。社民党人总理勃兰特也强调“一个善良的德国人，不可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不能放弃走向欧洲的决定”联邦总理科尔发表致词，再次重申“德国是我们的祖国，统一的欧洲是我们的未来。”联邦德国积极响应了法国提·出的“舒曼计划”，即成立法德等国煤钢工业的共同体，从而使德法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能，为欧洲联合提供初步的基础。随着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德法正式走上了和解与合作之路，欧洲联合也走上了新的阶段。以1963年的德法“爱丽舍宫条约”为标志，两国友好达到新阶段，但德国力图兼顾德美关系，在条约的前言中重申了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标志了德国与法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新阶段。

置身于各种国际多边体制之内，通过开放性的多边合作的框架，来谋求德国复返国际社会，恢复主权平等地位和经济复兴，争取发挥德国的作用，在许多方面实行必要的自我约束，而不是单方面我行我素。一点与纳粹德国的所为极不相同，被称为联邦德国外交中的“克制文化”。较长时期中，德国的多边主义和自我约束主要是在西方体制主要是西方联盟和欧洲共同体等之内实行的。德国一直坚持西方联盟和欧洲一体化道路，即体现了这一原则。战后，它通过加人西方联盟而争取西方联盟对它的支持，获得主权和平等地位，谋求自身的巩固与发展，同时保证不以武力追求统一，在军备方面实行自我限制，也接受西方联盟机制的制约。它在谋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时候，是通过积极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等，置身于欧洲区域性合作和一体化的多边框架内。它还通过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贸易总协定而加人了更大范围的国际经济和贸易的多边体系。德国加人联合国后，又置身于联合国多边体制内。联邦德国在寻求统一的同时，仍然注意实行自我约束，照顾有关国家的安全要求。

抛弃地缘政治的“生存空间论”和军国主义的信条，而奉行“经济政治”、“贸易立国”的原则。有的学者指出“联邦共和国主要是—但不完全是—以一个商人的角色和风格来执行其外交政策的。一方面，经济目标在其外交中所占的分量较为突出。联邦德国建立后不久即大力推行“重返世界市场”的战略，它积极加人欧洲区域的和世界的经济体系，重视国际经济合作。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特别重视能否为德国带来经济利益，即是否能增加德国的出口和源源不断地获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原料。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被美国学者埃德温·哈特里奇称为“信奉经济政治理论”的政治家。他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知道一件事情经济搞不好，政治也搞不好。”“一些年来我们的经济政策同时也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是追求以经济作为实现对外政治意图的杠杆。有的学者称之为“政治经济”。美国学者汉里德指出，联邦德国“不能用军事—战略的语言来表达其政治目标”，于是“把经济看做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导致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转型和上述特点的，有一系列因素。首先是国际环境的制约。其次，德国是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策源地，德国式的强权政治已声名狼藉，也使各国对德国长期怀有疑惧，缺乏信任。西方需要把德国纳人西方体制北约和欧共体不仅仅是为了遏制苏联，同时也是为了对德国加以制约。第三，联邦德国本身就打着冷战的胎记。它是在冷战背景下，在美英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它的统治集团、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一种深刻的隔阂感，甚是恐惧和敌视。阿登纳强调了东西方“生活理想的完全对立”，强调“德国是西方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符合其精神与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人民意愿的密特也指出，德国与西方具有“共同价值的选择”，“我们国家的思想基础扎根于西方”，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格格不人。

德国经济的外向型特点，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之突出，在发达国家中是名列前茅的。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它的工业竞争力强，出口大，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之一，而它的农业和原料严重地依赖进口。在新的技术革命中，德国面对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这种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经济特点，促使德国积极加入欧洲区域的和世界的多边经济体系，重视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开放性，重视国际经济合作。所以德国对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扩大和深人兴趣盎然，同时强调共同体的对外开放性，重视与共同体之外的特别是跨大西洋的经济联系，不赞成把共同体建设成一个内向型保护性的堡垒。

“形势比人强”并不否认人的因素。对外政策是一种人文活动，人们的思想倾向、决策者的意志和偏好，总是要影响、在一定环境下甚至决定对外政策。二战后，德国人的思想发生的变化，是考察德国对外政策新特点时必须重视的因素。德国在历史上数次以武力挑战现存国际体制，都遭到了失败，给德意志民族本身也带来了空前的浩劫。战后反法西斯盟国对德国进行了“四化”改造，进行了“再教育”。这些都促使德国人痛定思痛，反思历史，打破了对军事强权道路的盲目推崇和对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追从，决心走民主的发展道路，实行和平的对外政策，避免走历史上的“民族的特殊道路”而重蹈覆辙。勃兰特在任外交部长之后立即提出四点方针，其中强调要跟过去划清界限，“新纳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背叛”，“通过欧洲，德国才恢复其本色，才恢复其历史的建设力量”科尔总理也明确表示，德国必须正确对待历史，德国人不能回避过去以德国的名义犯下的种种过错所承担的责任。他对人解释说，德国坚持欧洲一体化的道路，而其核心就是反对民族主义。

冷战结束后，虽然欧洲局势出现巨变，但作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极，欧洲只有联合才有出路这一基本政治现实没有变化。欧洲依然是德国的政治依托，没有欧洲国家的联合，德国将变得势单力薄。德国的大国地位，只有在欧洲的基座上才能得以发挥。对于这一点，历任德国领导人都心领神会。综观战后联邦德国的政策，我们知道，德国的政策一直立足于以欧洲和跨大西洋关系为两大支柱，协调欧洲国家关系，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换句话说，德国的欧洲政策就是在欧盟的框架内实现自己的崛起，并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扩大自己的利益。今天的德国人相当不愿意去考虑领土要求和在东欧的统治地位—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他们必须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去与所有的竞争者竞争……”历史发展已经进入了21世纪，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讲求“双赢”的时代。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教训的德国人更为务实，也更讲求实际。

5、从德国重新武装寻求统一突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提出重新武装德国以对抗苏联。不顾国内和平力量的激烈反对，阿登纳不经过议会同意就答应了美国的要求，他将重新武装看作收回主权和平等加入西方社会的大好机会。德国成功地加入了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紧紧地和西方捆绑在一起。基辛格曾说：“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安全交由别人掌管，这个民族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了与其坐待美国主导重新武装西德进程，不如把其控制在自己手中。”以“普利文计划”为先导，到《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一系列法国提议，西德重新武装历经艰难曲折，到1955年5月，最终以条约形式付诸实施，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入盟过程中的诸多障碍，终于使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获得平等、独立与完全主权，并为达到民族统一做好了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为后来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从国际法律途径上寻求统一。

1957年，英法美德四国签订了《柏林宣言》。但是，英法美等国实际上是倾向于承认德国和欧洲的分裂现状以维护欧洲的稳定。西方对德国统一的漠不关心明显地体现在1961年的柏林危机中。彼得斯贝格协定使得联邦德国摆脱了战后美英法对联邦德国的占领，而之后的“一般性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标志着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趋向完成。1955年，巴黎协定的生效，使联邦德国恢复了主权，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地位，还拥有了建立武装部队的权利，虽然要在西方盟国的监督之下。并且联邦德国加入北约，成为西方联盟的平等得一员其次，阿登纳的西方政策建立起了西方国家对德国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西方国家对德国重新统一的保证。阿登纳说，“由于批准了巴黎协定，由于联邦共和国己经成为了西欧联盟的成员，因此1954年10月3号的伦敦最后协议书生效了；西方三国按照这个决议书承担了条约规定的义务，即‘通过和平方式建立一个完全自由和统一的德国仍然是它们政策的根本目标。威廉·格雷韦二十年后对阿登纳签署的德国条约的评价来评价阿登纳的政策的成就。“但是它却排除了那种公然以巩固德国分裂的现状为宗旨的政策。

7、以西柏林为突破口，保留统一这一节点。

战后，阿登纳促使柏林问题应该由驻守该地的美英法占领国担负主要责任，两次柏林危机的发生，是联邦德国认识到西柏林对维系统一的重要性，是未来国家统一的象征和地标。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不放弃西柏林。虽然东德建起了柏林墙，墙意义是，“这一步骤不仅关闭了东西之间的最后一扇门，而且毁掉了德国和柏林统一的最后象征”。西德的反对党领袖勃兰特还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停止背弃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同胞，迄今为止的重新统一政策失败了”。巴尔接着谈到柏林墙，他说：“墙是虚弱的标志，也可以说，它是共产党政权恐惧和自卫本能的标志。问题在于，有无可能逐步使这个政权消除其完全正当的忧虑，并在不冒风险的情况下使边界和墙实际上也得以松动。这需要一种政策，人们可以将它归结为一个公式：‘以接近求转变’。”

8、德国政治强人外交长征。

这场长征，从阿登纳政府开始，历经勃兰特政府（1969年上台）、科尔政府（1982年开始执政）和施罗德政府（1998年入主联邦总理府）持续不断，“直到世纪更迭以后，德国才完完全全实现了正常化。这个正常化国家虽然没有忘记历史，但却已将承担未来责任置于首要地位，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是一场用伙伴关系、和平合作和自我克制的新政策、新传统，取代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的军国主义、扩张主义、统制和镇压的老政策、老传统的“长征”。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政策进行重新创造和重新定位的结果。科尔总理所说：“我们德国人获得统一的机遇仅仅在四至五个月的时间里。过了这段时间，机会肯定失去了。”

9、建立正确二战历史观。

在对待二战历史问题方面德国不仅承认侵略事实，承担战争罪责，并且认为纳粹政权和纳粹统治是导致战争和民族灾难的根源。因此，二战虽然以德国战败而告终，但由此导致了纳粹政权的崩溃，它归根结底对德国人民是“解放”。在认识过程上德国表现为逐步深化，由消极变为积极，从政府到民间，正确对待二战历史问题的正义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绝大多数德国政治家，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有政治远见和政治责任感，在对二战历史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得比较深刻和超前。从对外关系的大局出发，德国在处理二战历史问题时，尊重被害国家和被害民族的民族感情，注意国际舆论的监督，采取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态度，争取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德国在讨论与本国有关的二战历史问题时，一般涉及三个主要方面：“第三帝国”（即纳粹政权和纳粹统治）、屠杀犹太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建立正确的二战史观的基础。随着德国的政治解体、“非纳粹化”及政治“改造”的强制性实施，纳粹政治体制和希特勒统治的社会基础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德国由此完成了政治体制上的脱胎换骨，实现了对旧制度的彻底否定。从50年代起联邦政府对德国的战争罪责和二战历史明确表态。对外主要是向被害国和被害民族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或赔偿，以各种方式表明认罪立场。至1993年1月，德国已支付战争赔款904，93亿马克，从1993年2月到2030年，德国还将支付317，72亿马克。1996年12月德国政府又决定给纳粹受害者增加补偿。勃兰特和科尔以联邦总理身份先后向二次大战期间的波兰、特别是向犹太受难者下跪，是德国政府多次公开认罪的突出例子。联邦前总统魏茨泽克1985年5月8日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的讲话，将德国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推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他指出，“我们不可以把1945年5月8日与1933年1月30日割裂开来”，因为纳粹上台是导致战争的根源。他作为一个国家首脑第一次明确地提出，“5月8日是解放之日，它将我们所有的人从纳粹暴力统治的鄙弃人性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在这里魏茨泽克代表德国人民对纳粹政治体制作出了最彻底的否定。1996年在现任总统赫尔佐克的提议下，德国政府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纳粹受害者哀悼日。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德国历届政府要人在公开或官方讲话时都采取严肃和基本一致的立场。1988年联邦议院议长耶宁格在议会发言中因有美化战前纳粹统治之嫌，立即遭到国内外舆论的抨击而辞职。这是联邦德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政界要员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因失言而下台。1995年8月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访问日本时，公开告诫日本人，“为了公正地判断战争中的罪行，不能对历史的真相视而不见”，“否认过去的人将冒重蹈覆辙的危险”。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德国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地缘政治及外交政策因素。在位于中欧这一特定的地缘政治条件和国家分裂及冷战格局影响下，德国在50年代首先采取的是以西欧一体化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在此基础上，60年代末又推行“新东方政策”。上述外交政策成功与否的基本前提，毫无疑问是德国必须在二战历史认识问题上取得西部和东部邻国的认可，消除这些当年的受害国对德国的疑虑。德国在这一问题上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向受害国谢罪，建立与有关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最终实现它在当时地缘政治条件下所制订的外交政策目标。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的讲话中说，“年轻的德国人在遇到波兰的同龄人时，他不必感到不自在。但是他必须知道当时德国人以德国的名义干了些什么。”要全体德国人民，特别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德国人承担战争的罪责是不公平的，但是他们必须承担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揭露并深刻反省这段最黑暗的历史，保证历史不会重演。基于这一思想，德国政府对内采取各种措施，继续追究有关战争罪犯，同时帮助国民全面地、正确地认识二战历史。这些措施包括设立一系列专门机构、研究所和纪念场馆。主要有路德维希堡的纳粹战犯追究中心、慕尼黑的现代史研究所、总部设在波恩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和一大批在原集中营旧址上改建的纪念馆。为了不使历史重演，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十分重视学校的历史教育，特别是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审订。与此同时，德国政府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分别与周边国家建立教科书双边委员会，讨论和解决历史教科书中特别是有关二战及战后双边关系的历史问题。经过20多年的努力，1976年汇集的“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及地理教科书的建议”，已被双方普遍接受。1985年提出的“德国—以色列教科书建议”同样被双方认可。德国政府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对在学校开展正确的二战史观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对消除德国人与二战受害民族之间交往时的障碍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0、联邦德国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争取民心。

从阿登纳的“国家统一”、勃兰特的“民族统一”到科尔强硬的完全统一，他们的政策有一种内在的联系。70年代至80年代联邦政府，在推行德国统一的政策中淡化政治因素，强调民族同一性，对民主德国最主要是实行文化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强调德意志因素和语言、历史、文化的共同性。勃兰特说：“在民族的概念里，历史的实际和政治的意志统一在一起。民族包括和更多地意味着比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比国家和社会制度更多的东西”民主德国“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论点，人为地割裂了民族的统一，伤害了德意志民族渴望统一的民族心理，必然遭到全德人民的反对。联邦德国却始终抓住德意志民族统一性，同时也就把统一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勃兰特政府则鼓励民主德国居民到联邦德国探亲旅行，并给每人发给30马克“欢迎费”，强调东西德之间有着特殊关系，不互为外国。两德之间的贸易作为内部贸易来处理，维护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市场，把双方经济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不让民主德国经济完全倒向苏联和经互会。在科尔推行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始终把民族主义放在首位。为了维系民族情感，科尔政府大力鼓励两德人民的往来，并把欢迎费由过去的30马克提高到100马克，民主德国人在联邦德国坐火车减价50％，乘坐其他交通工具或出入文娱场所，不是优惠就是免费。系并加强了两德人民之间的民族情感，增强了德意志民族伟大的亲和力和认同感。威廉·冯·洪堡所言：“德国人之爱德国，确实与别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不同。这是由一种看不见的感情凝聚在一起而生成的。这不仅仅是对土地的爱，而是对日耳曼精神和感情的向往。”德意志民族精神在统一的进程中又一次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屡挫屡进、再接再厉、自强不息、精进不懈。割不断的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冲破重重阻碍，使两德于1990年实现了民族的统一。在他们看来，国家、民族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是由血统、遗传、传统和历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就像一个不朽的家庭是不容分割的。二战后，德意志民族又一次被分裂，但却无法抹灭一个事实，即不论是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都属于同一个德意志民族，以相同的种族、语言、艺术、音乐、文学、民俗传统为基础，孕育着共存共荣的族群意识，这为以后统一的国家发展打下了厚实的认同基础。事实证明，一个民族内部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的联系作为民族形成的客观基础有效地加强了两德间的民族共同感，为两德重新统一提供了养分补给。经济上的往来不断外溢，加强了东、西德之间的联系，从而增进了两德民间交流和了解，拉拢了民主德国的民心，维护并加深了两德人民对于德意志民族的认同，减轻了分裂的影响，使民主德国产生和加强了对前苏联的离心倾向，为统一创造了条件。两德之间的交流确实起到了增强德意志民族认同感的作用，使得德意志民族必将重新统一的信念不断得到强化，从而推动和促进了德国统一的实现。德意志民族情感、德意志民族认同等主观因素成为联邦德国制定各项内外政策的纲领主轴与力量源泉；而其中的客观因素又进一步强化了两德间历史上已形成的德意志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为德国统一注入了强大的精神信念与动力，加快了统一的步伐，推动了德国统一的最终实现。

（二）民主德国

1、民主德国的建国。1945年5月8日德国战败投降。战后，根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公告，德国分别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四国占领，并由四国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接管德国最高权力。柏林也划分成4个占领区。1949年10月7日，东部的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面积10余万平方公里。实行土地改革，没收战犯和纳粹分子的财产，将部分工业企业国有化。按照苏联模式在占区内创立新国家体制的基础。1949年10月11日，威廉·皮克当选为民主德国总统，奥托·格罗提渥为临时政府总理；民主德国1950年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1955年加入华沙条约组织。

2、政治经济发展

像其他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民主德国实行计划经济（CPE），跟前苏联相似，与实行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的多数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国家建立全面的生产计划、生产目标、价格，并根据计划调拨资源。生产方式几乎完全由国家所拥有。

德国统一社会党管理和控制国家的经济以及社会的各方面，拥有最高的领导地位。在采纳总书记的报告并制定了未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稿）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开始在国会正式行使它的领导角色。在皮克、奥托·格罗提渥、乌布里希、昂纳克的领导下民主德国在短短41年内创下了东欧集团中最高的工业产值以及最高的生活水准，赫然崛起于世界，跻身于世界十大发达工业国家的行列。

民主德国不论从人口数量还是从国土面积来说，都只是一个小国。然而尽管它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０．４％，工业生产总值却达到了世界工业生产值的２．５％。在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中，民主德国人均国民产值最高。１９８９年，生产性国民收入达到了２７３５亿马克，比建国初期增长了１０倍多，直至统一前，民主德国的社会发展水平都居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先地位。从民主德国建国后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可以看出，民主德国４０年来的经济进步是巨大的。取得如此成就，即使是在世界范围来讲都是极为不易。德国存在较大的东西部差距。德国传统的重工业、原料材料工业都集中西部地区，而东部工业产量只占战前德国工业总产量的１７．９％。战争中东部地区遭受的破坏也远高于西部地区，几乎丧失了４５％的工业生产力。此外东部还承受了重于西部的战争赔款的负担。在西部地区接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大量援助时，东部地区还在遭受西方经济封锁。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建设就是从此基础上起步的，但建国后，它很快就从二战的废墟中站了起来，恢复了生产。

3、民主德国的政治危机和动乱。民主德国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是完全模仿了苏联模式建立的，以行政为主进行集中计划管理，这种体制开始于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１９５２年初，鉴于国防形势紧张，德国统一党决定加快发展重工业。但更加恶化了供应，加剧了经济困难，日用消费品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这种情况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同时由于政府在对待私营工商业者、个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有所失误，使得大批人员逃往国外。１９５３年５月，部长会议为了增加生产，降低成本，以应付国内外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决定把劳动定额提高１０％，结果引起了全国工人的抗议。６月１７柏林发生了数千名工人的游行示威行动。全国约３０万人先后卷入了此次罢工斗争。最后被苏联驻军镇压。这就是“六·一七”柏林事件。１９５９年，由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制订了七年计划，民主德国为与其它国进行更好地合作；中断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七年计划。计划中提出要在１９６１年使人均消费水平“赶上”和“越过”联邦德国，还提供了其他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由于长期以来实行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集中式管理的严重束缚，且轻重工业比例上的倾斜政策，使消费品生产大大落后，与联邦德国相比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差还很远。因此到６０年代初，这个七年计划被迫停止，同时着手进行经济改革。由于七年计划半途而废，且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一些冒进现象，同时西方国家不断通过新闻媒介，对民主德国的居民进行煽动和诱惑，从民主德国逃往联邦德国和西方国家的人数＊益增多。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１年，自边境外逃的民主德国居民约有２６０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科学家、医生、工程师、熟练工人等，造成了严重的智力外流，给民主德国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据官方估计约达１０００亿马克。面对这种形势，政府决定采取必要措施，首先是加强了国防力量。１９６１年８月，民主德国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把欧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尚处于开放状态的边界有效地控制起来。修筑水泥墙。这堵墙名为“和平防卫墙”的柏林墙，历经四年时间筑成，它割断了东、西柏林人员的往来，在社会主义德国与资本主义德国之间架起了一道有形的屏障。在当时，它控制了民主德国劳动力外流，维护了柏林局势的稳定，有利于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３０年后，它却成为东西德国人民冲破割裂，实现统一而要拆除的第一道屏障，成为人们纪念德国分裂历史与两德统一的珍藏。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民主德国的经济开始滑坡，而进入中后期时，更是爆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大量人员外流，出于不同的原因和背景，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80年代中期，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下，在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等许多城市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我们的戈比”、“要民主和自由”、“我们是人民”等口号，形成所谓“市民运动”。1989年的外逃浪潮和社会内部的反对派促使了市民运动组织的形成。鉴于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发展差距长期存在，且还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民德人向往联邦德国同胞的富裕生活。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跑到联邦德国。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8年9月，约有500万至600万民德人以书面方式向当局提出了迁居联邦德国的申请，占民德总人口的1/3。1989年民主德国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自同年5月起，大批公民外逃至联邦德国。10月初，许多城市相继爆发了规模不等的示威游行，要求放宽出国旅行和新闻媒体的限制等。10月18日，民主德国总统昂纳克宣布辞职。11月9日，“柏林墙”开放。11月28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提出关于两个德国实现统一的十点计划。1990年2月13至14日，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首次访问联邦德国。3月18日，民主德国人民议会实行自由选举，德梅齐埃任总理后，两德统一的步伐大大加快。5月18日，两德在波恩签署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8月31日，双方又在柏林签署两德统一条约。9月24日，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正式退出华约组织。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宪法、人民议院、政府自动取消，原14个专区为适应联邦德国建制改为5个州，并入了联邦德国，分裂40多年的德国重新统一。1989年8月，匈牙利的政府改革打破了笼罩欧洲44年之久的“铁幕”；同年9月，1300多个东德人通过匈牙利进入到了联邦德国境内。与此同时，要求民主改革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民主德国的许多城市相继爆发。尽管为了巩固统治，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当年10月进行了声势不小的国庆阅兵，但首都柏林仍然爆发一连三次要求政治改革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此后为了平息游行，德国统一社会党罢免了昂纳克的党领导人职务。同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随后几天里，大量东德人通过柏林墙轻易进入了西德境内。12月1日，民主德国人民议会废除宪法赋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地位，两天后，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人民议会、中央委员会都宣布辞职。尽管许多东德人想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一个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但这种想法很快被两德统一的声浪所淹没。与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简短的协商后，两德重新统一的决定被认可。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以联邦德国的一部分的身份加入欧共体，两德正式统一。

4、民主德国的经济危机。作为事实上苏联的卫星国。民主德国一直无法摆脱苏联的影响，“昂纳克时代”的民主德国甚至比“乌布利希时代”更为依赖苏联。可以说，民主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受到苏联的指挥和控制。长期对苏依赖也导致民主德国政府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最终导致在“东欧剧变”的巨浪袭来时“束手就擒”。民主德国的现代化事业，很大程度上是“依凭”着苏联的兴盛而兴盛，苏联的衰退而衰退。由于重点发展与经互会内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使得民主德国经济发展严重脱离了世界经济，使其经济、科技脚步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民主德国的外贸７０％是针对成员国的，这种内部交流往往是低水平的，缺少竞争机制。而经济一体化又主要局限于生产领域的专业性协作，高科技难以交流和发展。到８０年代后半期，由于民主德国长期忽视对外开放，其产品已很难出口国际市常僵化的经济体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也造成了市场供应的紧张。由于许多消费品价格几十年不变，教育与医疗免费等社会福利制度，民主德国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补贴的负担。低物价与确定物价根本上违背了价格规律与经济规律。此外，民主德国８０年代以来背负的沉重的内债、外债也造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困难。民主德国生产率水平上的差距与经济建设中的失误，才是导致公众要求统一，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因素。在70年代，民主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联邦德国的四分之一，劳动生产率只有联邦德国的百分之三十，职工收入只有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科技水平落后于联邦德国10～15年。东德的城市基础设施也比西德落后。东德人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西德人。

5、对统一的诉求激变。

民主德国即东德成立后，也没有放弃德国重新统一的目标。民主德国的主张是按照波茨坦协定的原则解决德国问题，在对等基础上组成两德代表参加的全德制宪会议，建立全德民主政府，缔结和约，撤走外国驻德军队，使德国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国家，不参加冷战同盟。民主德国在建国的当天建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全国阵线，该组织的首要目标是统一德国，即要“取消分立的西德国家，废除鲁尔法规，取消萨尔的自治及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全德政府，由此恢复德国的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德国统一的目标还被写入了民主德国的1949年宪法，如该宪法第一条规定：“德国是一个不可分裂的民主共和国，其基础是德意志人民⋯.只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1956年12月30日，乌布利希指出：“在两个德国建立不同的社会制度后，首先必须是两个德国的接近，然后是建立邦联或联邦的一种形式，直到德国重新统一和建立国民大会的民主选举成为可能。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民主德国从统一立场上退却，积极寻求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外交承认。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和实行了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在民族问题上推行“去德意志化”政策。即。民族统一政策的调整不仅未能保障民主德国的长期稳定，还导致民主德国丧失了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导权，这也是民主德国消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民主德国仍然坚持统一目标并在统一社会党“六大”的决议中得到了体现，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民主德国才提出两国论、两族论并推行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七十年代在民族问题的提法上“两个德意志民族”的说法开始消退，而德意志历史、文化和民族同一性的认同感则加强起来。八十年代两德间提出的“安全伙伴关系”、“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智的联合”、“永不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发生战争”之类的超越两大联盟和两大社会制度的口号，反映了两德关系的新特点，即它们不再认为与对方势不两立，而是视彼此为命运与共、利益与共和责任攸关方。民主德国出台了一份民族问题文件，‘虽然勉强保留了邦联计划，但增加了一个打倒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前提，并提出德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的说法，这些都是联邦德国不能接受的。民主德国可能只是想通过统一宣传来推卸责任，也可能是想继续以统一为诱饵来获取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

昂纳克政府提出两个民族理论，50年代初期，民主德国就有了“两个德国”的说法，并开始用德意志帝国灭亡论来论证其国家合法性。但民主德国并没有提出德意志民族灭亡论，德意志民族意识还使民主德国领导人一度积极争取民族的统一，现实的分裂也没有动摇德意志人的一个民族信念，在最初争取重新统一的斗争中，民主德国还强调自己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保卫者，指责联邦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出卖民族利益，是帝国主义在德国的代理人。立足于国内外形势，民主德国将完成德国统一确立为主要任务，并采取了争取两德谈判为主、发动群众运动为辅的策略。然而，民主德国争取德国和平统一政策最终失败，其主要原因是以美苏对峙的国际局势的走向是全面冷战而不是达成和解，同时也与两德政府的对立以及民主德国自身的政策失误有关。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政府推行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这一政策限制了两德关系的深入发展，虽然一度维护了民主德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局面，但统一社会党政府最终无法切断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联系，更不能在民主德国形成独立的民族意识。由于担心两德交往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与稳定，统一社会党政府竭力削弱两国在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等方面的联系，企图通过德国国家与民族分裂的永久化来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宣扬战后联邦德国的民族是资产阶级民族，而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民族。昂纳克更强调的是民主德国国家及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此，他采取了范围广泛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对内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认同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对外促进和苏东盟国的经济政治联合，其目的是尽量划分两德的界限和继续冲淡因长期隔绝而疏离的民族感情，从而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尽管分离政策使民主德国成功地克服了被迫开放国门后的挑战，但这种人为割裂民族联系的政策必然以失败告终，因为人为割断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以及血缘等维系的民族情结是不可能的，而正是民族情感成为德国民族和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6，专制集权

首先，民主德国长期实行统一社会党一党专政，以党代政成为定式，在很多领域里，党已从一个政治先锋队变成了一个行政管理人。其次，各类“选举”，不管是党内选举，还是人民代表、社会团体的选举，均“不是真正的自由选举”，而是强奸民意的选举，“是阉割了社会主义民主实质的选举。”各种歪曲了社会主义民主真谛的“假选举”，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思想“受到无法忍受的侵犯”。同时，也使“民主德国在世人面前名誉扫地”。第三，政府限制公民自由的做法，还表现在限制公民出国旅行等诸方面。第四，长期担任民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昂纳克自以为是，独断专行，顽固坚持教条主义般的“强硬”路线。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他“既不理解改革，也不接受改革。”结果是，民主德国公民对这些做法“越来越更加明显地表示出了不满。”1989年11月24日，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时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两个德国“重新统一。针对这一要求，民主德国副总理卢夫特曾提醒说：“任何忽视统一欲望的重要的政治决定或无限期推迟统一，将不仅忽视了人民的意愿，而且更促使出现不稳定的危险，东德将出现失控局面”。日后的事态发展完全印证了卢夫特的预见。

与西德人讲话百无禁忌、率性而发相比，操同一种语言讲话的东德人却顾虑重重，缩头缩脑，宛如一只只被雨水淋湿了的鹌鹑。倘若有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与他们交谈，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鹌鹑”一边在和你说话，一边却在骨碌碌地盯着半空中的一条条政治高压线。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切不要存有半点侥幸之心。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德文简称叫“斯塔西”（Ｓｔａｓｉ），于1950年4月成立。“斯塔西”的职责主要分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对内主要是掌握民众的动态，打击反对派，维护国家政权；对外承担情报搜集任务，主要是与当时苏联的情报组织“克格勃”协作，开展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西德和美国的情报侦察。“斯塔西”是前华沙条约组织中最强大和最成功的秘密警察机构，不论是资金、人员和设备都属世界一流。前东德有1600万人口，而“斯塔西”的工作人员达9.1万人，也就是说每180个人中就有一人在这个机构工作。此外，还有1000多名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私人邮件秘密检查人员，后者的职责是凡是来自国外或从国内发往国外的信件都必须拆开检查，被认为有问题的信件要复印存入档案。“斯塔西”还有大量不在编的，即分散在各地、各种机构、各种组织中的17．3万名被称为“眼线”的告密者。两者交织一起，形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巨大特务网。通过跟踪、监听、审讯，前东德国安部系统形成了大量的纸质档案、音像档案和实物档案。据东德并入联邦德国后有关部门统计，各种档案资料如果竖起来排放长达180公里，另外还有4000万张卡片、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档案涉及到500万人的情况，已近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989年秋天的大示威游行中，愤怒的东德百姓第一个冲进去的国家机关就是“斯塔西”的档案大楼，该大楼高达十几层，整个建筑全部钢筋水泥浇注，据说能抗8级以上地震和原子弹的袭击。其实，此前柏林墙一被推倒，这幢大楼里已经开始加紧销毁各种档案材料。他们把一捆捆资料送入碎纸机，碎纸机常因烧得发烫而出现故障，多数的档案不得不用人工双手撕毁。这些撕毁的资料竟装满了16000个麻袋包。“两德”统一后，新政府原打算将这些撕毁的资料全部恢复，但用人工手段进行恢复进度缓慢，估计至少要400年才能做完这件事。至2005年，已经向社会公开的前东德“斯塔西”的个人档案达450万份。10年来，几乎每个月都有过去的特务或“眼线”受到揭发，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人被卷进来，政党更是无一幸免。埃里希昂纳克的失误。总喜欢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授一大堆勋章的他，已经失去对世界的变化和对东德体制内一系列严重弊病的评估能力。在他掌握最高权力的近二十年里，这个过于漫长的时代，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大大小小的勃烈日涅夫们，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因此，官方意识形态的这张巨网，就是要把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学界、大众传媒……统统纳入其内，它的最高也是唯一的使命，就是将自己扮成一条美丽、光彩的花边，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相。

（三）两德对统一潜性合作互动

1、政治外交方面的互动与安排。自从西德在1960年代末推动“新东方政策”后，东德也不再坚持“乌布列希主义”，使得两德在外交上不再处于“势不两立”的零和状态。1972年12月双方缔结《基础条约》，相互建立正常的睦邻关系。1974年3月两国分别在东柏林和波恩设立常驻代表机构。

2、经济贸易方面的互动与安排。：第一，东德经常得到西德提供的数额巨大的低息和无息贷款；第二，在“德意志内部”贸易方面，除了东西马克按1：1官方比价结算之外，东德每年仅免除关税这一项就可得到价值数百万（东）马克的好处；第三，东德通过西德与欧共体各国进行贸易，同样也从免除关税中得到许多实惠；第四，东德每年可从西德与西柏林之间的公路和铁路等交通方面得到过境费达数十亿西马克；第五，西德公民每次进入东德须交入境费25西马克和手续费5西马克，这样，东德每年可从数百万西德公民的入境这一项费用上就可以得到数千万西马克。

3、社会文化方面的互动与安排。为了维护两德在社会文化上的密切互动交流，西德政府与人民甚至不惜牺牲经济上的利益，以换取东德政府的合作与支持。东德虽担心扩大人员往来会给它带来消极影响，但又希望从西能获得经济好处，因此在人员往来问题上总的是不断有所放松。从1982年到1987年的五年间，由西德到东德探亲访友的人总计达2000多万，由东德到西德观光游览的人也达1200多万，体现出两德关系的“特殊性”。故两德在社会文化上密切互动，不仅解决了分裂双方人民之间人道上的问题，而且增进了双方人民的了解，更有力地维护了两德人民对于整个德意志民族情感的认同。

（四）美苏英法及邻国对德国统一的态度变化。

1、美国：冷战爆发。德国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对峙前沿阵地，美苏争霸欧洲主战场。所以表面是美苏争霸欧洲的结果，美苏等国家都不希望德国统一。美国担心德国统一会中立化，将会削弱其对欧洲的影响，不利于其争霸世界和欧洲。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过：“没有德国，欧洲的防御不过是大西洋岸边的一场后卫战。有了德国，就能够有一个纵深的防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东方。”1989年底，美苏首脑会晤时，布什总统甚至表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德国不符合美苏两国的利益。”布什政府也说过“现在还不是提出重新统一问题的时候”。直到1990年1月，布什政府才明确表示支持德国统一。1990年1月，布什政府明确表示，“美国现在和将来都作为联邦德国的邻国，”在科尔提出“十点计划”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贝克就提出关于德国统一的四项原则：两德必须实行自决原则；统一后的德国应是北约成员，并不断加强同欧洲共同体的联系，不以中立换统一；统一的进程应有利于欧洲的稳定与和平，应是和平和渐进的；统一的德国必须遵守欧安会“最后文件”的原则，特别是遵守欧洲现有的边界。在德国统一后的结盟归属问题上，科尔政府的主张与西方大国的主张一致，所以最终得到它们的支持。

2、苏联：苏联早在1955年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时，承认了德国分裂的现实。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更不愿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德国重新出现，德国统一那将意味着战争危险的增加，维持德国分裂局面是最理想的。“德国的被分裂⋯是欧洲之被划分为东西两个半球合乎逻辑的结果”。苏联对德国统一起初更是明确反对。戈尔巴乔夫提出建立“统一的欧洲大厦”，也是建立在两个德国的基础之上的。他说：“今天存在着两个德国，这一现实已为国际条约所承认。任何一个现实的政治家只能以此为依据。1989年12月初，他还对法国总统密特朗说，今天欧洲的现实已为欧安会协议所承认，两个德国都是主权国家，东欧发生的变化并未改变这一现实。戈尔巴乔夫还认为，“目前存在着两个德国，这是国际条约公认的现实。任何一位现实的政治家都只能尊重它。苏联直到1990年1月底才表示赞成德国统一。1990年1月30日，戈尔巴乔夫对应邀访问苏联的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明确表示：“德国人有权统一”，“不排除今后两个德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2月10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会晤时又说：“现在苏联、西德和民德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没有分歧。苏联对德国统一也提出了各种要求，主要是：德国统一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在德国土地上永远不再产生对世界的威胁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德国统一。苏联特别强调统一的德国不应加入北约，否则会破坏欧洲的均势和安全。统一后的德国必须限制军备，必须无条件地承认战后边界。

反对统一的阻力来自苏联。苏联反对德国统一后成为北约成员，这一态度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利益的原因。科尔政府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表示愿意照顾苏联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要求，以期换取苏联的让步。它赞成了布什提出的“九点计划”，其基本内容是：德国统一后要限制和削减武装力量，同意允许苏联驻民德地区的军队留驻数年，重申统一后的德国不拥有核、生、化武器，保证统一后不在民德地区部署北约军队，确保战后边界不受侵犯，德国不向波苏提出任何领土要求，提高欧安会的地位和作用，修改北约战略，赞成德国与苏联达成经济安排，德国在过渡期内支付苏联在民德驻军的部分费用，并对苏军撤回苏联后的安置提供援助。“九点计划”是科尔政府与美国通过磋商而采取的共同立场，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排除苏联对德国加入西方联盟的反对。1990年7月科尔与戈尔巴乔夫达成的“八点协议”，与“九点计划”是一致的。科尔还主张改造西方联盟。他敦促北约“重新确定未来的作用”，减少北约的军事作用，加强政治作用。他还强调要建立全欧安全机制。这是对苏联对于德国统一后归属北约问题上的意见的一种回应，因为苏联曾经提出，北约一直是针对苏联的，只有北约改变“反苏”性质，并推动建立欧洲新的安全体制，才能使德国归属北约。联邦德国的这些表态是有助于促使苏联最后让步的。在争取苏联让步的过程中，科尔政府也利用了经济的杠杆。当时正值苏联国内短缺性经济危机总爆发之时：首先，此间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1986～1990年，苏联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3％。其中，1990年还出现了负增长。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下降为2.6％，1990年降至2％；其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象非但没有扭转，反而变得更为严重；第三，财政金融状况恶化至灾难性境地。从1985～1989年，苏联的财政赤字数分别为150、430、435、440和920亿卢布。1989年与1985年相比，增加了6倍，由于赤字太大，政府只好靠加印钞票度日，结果货币发行量猛增：1988～1990年，货币发行量分别为120、180和250亿卢布。与此同时，苏联国内政治形势也出现了动荡。民族分离主义声浪日高。1990年3月，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宣布要脱离苏联的呼声“像野火般在苏各共和国蔓延。”科尔政府在援助苏联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从1990年6月起，关于德国的结盟归属问题的谈判的重点转到了德苏之间。1990年6月21日，联邦德国宣布由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牵头，向苏联提供50亿马克的巨额优惠贷款，由政府担保。科尔还致信欧共体国家和美、加、日等国领导人，呼吁西方共同从经济上帮助戈尔巴乔夫。当7月中旬科尔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他不仅在6月份关于向苏联提供巨额援助的许诺作基础，而且他还带去了德法联合向欧共体建议向苏联提供150亿马克贷款援助的许诺（主要也是联邦德国出钱）。他还答应与苏联商签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内容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次会谈达成“八点协议”，苏联终于允许德国统一后有结盟的自由。苏联的态度发生变化，除了“形势比人强”，苏联回旋余地有限之外，联邦德国和西方对苏联的一些要求作了许诺和一定的满足，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德方所作的许诺中，也包括经济上作出的许诺。在此后的进一步的谈判中，联邦德国继续运用这个策略。例如，9月10日，根据苏联的要求，科尔表示，可以考虑向苏联提供120亿马克援助和30亿马克的无息贷款，作为苏联军队继续驻留民德地区及其撤回和安置的费用补贴。因而有人说，在一定意义上，科尔用巨额援助“买”到了统一。苏联态度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民主德国经济政治危机不断加深；联邦德国大力推进两德统一；西方大国及东欧一些国家对德国统一表示理解和支持；苏联国内经济政治形势恶化极大地限制了其对德国统一进程的制约力，等等。正是在苏德两国领导人之间进行了一系列“交易”之后，联邦德国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戈尔巴乔夫不仅赞成德国统一，而且同意它加入北约组织。不难看出，苏联国内存在的现实危机，已经使它失去了对两德统一的制约力。

3、英国：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表示，德国统一“尚未提上日程”。她告诫人们“不要忘记本世纪的历史”。“始终以从俾斯麦到1945年的这段历史为基础”，但随着德国统一的内部条件日趋成熟，以及法国、美国的支持态度，撒切尔夫人感到对德国的统一“，没有理由再保留了”。因为重新统一毕竟是德国人自己的事，旁人与其不明智地说三道四，还不如顺水推舟，成人之美。

4、法国；法国总统密特朗一方面表示“理解和肯定”德国的统一愿望，又说解决德国问题目前条件尚未具备。他对戈尔巴乔夫说，“两个德意志国家”应该存在下去。他还说，德国人必须考虑到“毕竟有过一场世界大战”。随着形势发展，法国不可能不关注东欧局势变动与德国统一问题。总的来说，法国对德国统一表示理解与同情。它认为尽管两个德国有着对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但德国人民是不愿永久地分裂下去的。在两个德国“存在着渴望德国重新统一的根深蒂固的和不可抗拒的现象”，统一是“符合历史逻辑的”。1989年11月中旬，法国总统密特朗发表声明：“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不反对（德国）重新统一的主张”。

5、其他邻国

处理同波兰关系问题上，阿登纳坚决不承认战后形成的民主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奥德—尼斯河边界：“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甘心苏联和波兰单方面地把这些地区分离出去”，“我们将不断地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继续提出对这些地区的要求”。1970年12月7日，两国在华沙签署了《关于两国相互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在条约中，联邦德国明确表示承认战后波兰西部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科尔政府虽然表示不会提出领土要求，不改变德波边界，但又表示要把这个问题留待统一后的德国政府来最终决定。它还曾反对对边界问题极为关心的波兰参加有关谈判。这种态度立即引起波兰的强烈不满和国际国内广泛的批评，舆论说科尔在边界问题上“尚未放弃不良企图”，他的态度是“冒险主义和不负责任的”在内外压力下，联邦德国执政联盟在1990年3月向议会提出一项决议案，明确表示德国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提出领土要求，不改变德波边界。决议随后通过。民德人民院也通过了类似决议。1990年7月，在有波兰外长参加的第三次“二加四”会议上，就德波边界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确定德波边界由统一后的德国政府与波兰正式签约加以确认。这一点在德国统一后不久就得以实现。正式和平解决边境问题，其统一也得到了波兰支持。华沙条约成员国如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它们认为支持两德统一进程“，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三、统一时刻

1989年底，民主德国政局发生激烈变化。1990年3月，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德梅齐埃上台组阁，两德政府正式谈判统一问题。5月18日，签署了关于建立两德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规定从7月1日起，两德都使用西德马克，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社会市场经济，实行西德的劳动法规。8月31日，又签署了关于两德实行政治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规定民族恢复1952年7月行政区划改革前的5个州建制，东西柏林合并成一个州，于10月3日按西德《基本法》集体加入联邦德国。

四、影响

1、从客观上看，统一后东德经济受两个因素的打击：一是失去了苏联东欧这个主要市场，二是产品质量差无法在德国西部找到出路。这是导致大批工厂倒闭、停产或减产的根本原因。从主观上讲，私有化进程过快过急，以及措施不当，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统一后，联邦政府决定一步到位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通过托管局拍卖国有企业，原以为可以为东部建设筹集大笔资金，但事实却是托管局的私有化非但未能挣钱，反而出现了巨额亏损。在拍卖国企过程中，急于求成，未能切实确保企业的买主继续投资办厂，增加就业。实际上，约有50％的收购者买下这些企业是为了消除竞争者。他们在西德扩大生产，把产品运往东德占领市场，实际上只是为西部地区创造了就业岗位。刚被推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东德人不熟悉新引进的西德政治法律制度，又不掌握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对他们来说“，公平竞争”不过是纸上谈兵“，机会均等”亦是可望而不可及。

2、统一后德国最终摆脱战败国地位，获得全部主权，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即拥有内政和外交完全自主权的、统一的、既在客观上也在主观上获得国际平等的民族国家。统一后的德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政治地位也明显提高，这样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必将发挥更大作用。

3、统一不仅使德国更为强大，提升其大国地位，更凸显其在欧洲版图上的中心地位及重要性。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经济上，无论是在西欧的传统贸易伙伴中，还是在迅速发展的中欧和东欧市场，统一后的德国都成了欧洲的中心。统一后的德国力量膨胀，而剧变后的中、东欧与西欧连成一片，德国居中，德国的中心地位突出，而联盟的不断扩大，再次突显德国的这种中心地位。这就是德国人最热衷于联盟向东扩展的原因。事实上，在中、东欧扩大的准备过程中，德国在各个方面向中、东欧国家渗透，德国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远大于其他欧盟成员国。德国统一为欧共体向东欧开放打开通道、东西德统一是欧盟东扩第一步。欧共体成立之初，就已经表达了将一体化扩展到整个欧洲的愿望。《罗马条约》第一句话就是：“矢志为欧洲各国人民间日益紧密联盟奠定基础”，并“决心以共同行动消除分裂欧洲的障碍，确保其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进步”。就是说，欧盟将最终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代言人。而走出这第一步的，是德国的重新统一。德国的统一在中东欧带来的不仅仅是害怕，还有希望。德国统一也为波兰打开了通往西方的通道：没有统一的德国，中东欧人民通往北约和欧洲联盟的道路是阻塞的。德国统一，苏联解体，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华约不复存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和经济的倒坍，在中欧产生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契机。

4、德国统一彻底动摇了雅尔塔体系，开创了欧洲战略格局的新时代，加速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欧洲共同体的当然成员。同时，壮大的德国为消除邻国的不安，也更加积极地推动欧洲一体化。德国的统一使德国向政治大国迈进，推动了世界多极化。

5、两德统一给德国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它与东欧各国的联系更为直接和密切，并因此获得了令西欧各国羡慕，妒嫉的广阔的市场和活动空间，也获得了更多地影响中欧及东欧发展的机会。

6、统一后的德国面积35.7万平方公里，人口7850万，是除俄罗斯外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成为欧盟经济实力最强、市场最大的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在欧共体所占的比例由原来25％提高到30％。22％的欧盟人口生活在德国，他们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欧盟总值的23％。德国经济决定欧洲经济。作为西方七个经济强国之一，德国经济在欧洲稳坐第一把交椅（等于英、法总和），被称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在全球贸易中欧洲占36.9％，而德国本身就占了欧盟的一半。它向欧盟提供的财政支出占欧盟总预算的28.5％。据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统计，1997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欧盟15国的1/4，占欧元区11国的1/3，领先于法国约50个百分点。长期以来，德国一直是世界排名第二位的进出口贸易大国。德国凭借上述实力，在推进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例如在欧盟机构改革、欧元的建立和启动、欧盟的东扩、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等领域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7、德国统一打破了战后形成的欧洲军事力量均衡，随着民主德国退出华约组织和统一后的德国归属北约组织，战后相互对峙势均力敌的两大军事联盟之一华约组织就走向了自我解体，并因此推动了全欧安全结构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德国统一使它再度成为欧洲东西交通的中轴：通过柏林，德国把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同布拉格、华沙、基辅和莫斯科联系了起来。

五、历史的启示

启示一：两德统一对两岸统一具有借鉴作用。其推进统一的某些策略和

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和反思。1.联邦德国坚持两德统一目标，并善于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以顺应现实，无论遭遇何等挫折和迷茫，联邦德国始终不放弃两德统一的目标。2.联邦德国推“以接近促转变”的策略，成功争取东德民心，为统一打下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联邦德国鼓励两德来往交流，并竭力向民主德国人民展示其政治、经济方面的亮点，在多方面把民主德国比了下去，从而使众多民主德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民主德国政府产生不满。于是民主德国人千方百计逃亡联邦德国，最后在1989年时机来时，汇成向联邦德国涌动的无法阻挡的洪流。难怪后来有人说，德国的统一不是用手来表决的，而是用脚来表决的。民心向往统一是两德统一突然到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台独分裂势力越是想把台湾同胞同我们分隔开来，我们就越是要更紧密地团结台湾同胞。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尊重他们、信赖他们、依靠他们，并且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千方百计地照顾和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维护台海地区和平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并且一定努力做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古训同样适用于两岸统一事业。

启示二：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是多样的，既可以使用非和平手段，也以通过和平手段，至于采取何种方式，应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实现国家的统一既要有实力，又要有人心。将阿登纳的政策理解为一种实力政策，没有太多的疑义，而勃兰特的政策到底是不是一种实力政策，似乎存有异议。实际上，勃兰特的政策本质上也是一种实力政策，只不过这是一种更高级别的实力政策，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实力政策。正如尼克松其《领导人》一书中所指出的：“要是德国不⋯.建设那样强大和繁荣，实行东方政策就是愚蠢的。”当然，光有实力还不够，还需要有人心。在德国统一过程中，最终是西德统一了东德，除了西德在统一进程中更为主动积极外，人心向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说拥有更优越的条件，但由于东德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经济的发展到90年代明显落后于西德。不仅如此，经济方面的问题也影响到社会生活领域的其他方面。因此，如果说是西德战胜了东德，倒不如说是东德放弃了自己。因此，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坚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信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中国只要立足发展，不断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国际声望、文化亲和力与领导者才干，在地缘政治与民族凝聚力等“润滑剂”的作用下，用我们的强大繁荣去吸纳我们的台湾同胞，实现统一大业不过是时间问题。。

启示三：实现国家统一既需强调内部因素，又要重视外部因素。对此，应当说，阿登纳与勃兰特一样有着清醒的认识。如果不是考虑到苏联的因素，很难想象阿登纳会在其任内与苏联建交。但是，相比之下，勃兰特的认识更为彻底、全面。因为是他最终决定吞下奥德—尼斯河这颗苦果。而也正是这一举动，为德国最终实现统一扫除了最为重要的障碍。因而，我们在我们统一的道路上一定要强目光放远，掣肘我们统一的不是台湾本身，而是那些站在身后捞取利益的大国，即美国、日本等。

启示四：民族的优秀传统文明底蕴必须要继承，因为那是一个优秀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抛弃自己的母体文化的做法，不但会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无所适从，最可怕是灭亡的命运随时等候。君可见，德意志分分和和动力来自哪里？是植根于日耳曼母体的历史文化传统召唤呀。

启示五：西德统一东德的客观史实生动地说明，尽管存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与外部干涉等诸多困难，但我们只要能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大胆把握机遇，就可能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也是较诉诸武力更为理想的选择。实现国家统一是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对经济、政治、文化、个人因素进行通盘考虑，仔细权衡；也要面对经济、内政与外交方面的巨大风险。如果不顾现实，贸然动武，将会酿成全国的灾难，民族之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