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临上火车时，朋友递给我一个MP4，说里面有《艺术人生》的一期节目，叫我听听。匆忙地接过，转身跑上火车。工作以来，我几乎是一坐上长途交通工具就开始补眠，像今天这样尚算意识清醒地听着电视节目，还是第一次。

节目录得不完整，头尾都没有，只知道是四个人的对话。周汝昌、黄永玉、郭敬明和笛安。两个八十年代的风流人物，两个80后的作家。说来惭愧，身为中文系科班出身的我，对周汝昌和黄永玉两位大家的了解可谓不多。至于郭敬明和笛安，反倒知晓得多一些。记得毕业典礼那天，班主任开玩笑似的说，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非中文人。我看着他，笑得惨白。在校期间，我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是新闻学院院长的得意门生。而现在得到的金钱和荣誉，也是以广告人身份囊获的。

睁开双眼，看着窗外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不禁在想，我到底有多长的时间没有认真欣赏过这些最自然最美好的景物了？隔着镜片的世界，永远不会是它原来的模样。或红或蓝或黑，都不是它真实的容貌。习惯性地用手扶一下眼镜，却兀然触摸到空气。这才想起，平日里鲜少摘下的眼镜被遗忘在了上海的工作室里。这才想起，我并没有近视。不记得最初出于什么目的戴上它，可能是因为想让自己看起来专业些，也可能仅仅是因为追求时尚。

耳朵里的声音还在继续。郭敬明问道：“如何对待外界诸多的言语？”黄老说：“你要站高一点看这个城垣。我们站得高一点，不是用诅咒，不是用仇恨，不是用怨毒来对待它。而我们是用怜悯，包括自己。我不也常常讲的卡夫卡的一句话，就是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醍醐灌顶！就在几天前，我在上海一间豪华的写字楼里和一个创意总监争得面红耳赤。仅是因为他的一句讽刺之语。即使最后自己是昂着头骄傲地挫败了他，心里头却没有意料中的快感。听黄老一席话，胜过不得要领的千言万语。内心开始嘲笑自己，为什么不懂得这个书上到处都有提到的道理。

对于周老对“遗憾”二字的解读，我更是心生佩服。他说：“先不能说遗憾，因为我现在还要不断地前进。所以呢，还不能叫遗憾。我应该说现在你还有什么愿望，还希望能够更多的满足一点。”已九十高龄的老人在回顾他一生的时候，竟得出自己没有遗憾的说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境界，我不敢贸然下定论。只是，我认为，中国一直以来的“大智慧”的说法，用于周老身上再适合不过了。身为80后的我，早已被种种自以为是的“遗憾”弄得愁云满面，唉声叹气，后悔不已。思及此，我又开始嘲笑自己了。

满脸笑容的乘务员体贴地问我需不需要一张毛毯。那种笑容，似乎能融化最顽固的坚冰。摇摇头，真心地跟她道了声谢。把视线调回窗外，一幢红顶白墙的房子闯入眼帘。墙的外层有些剥落的痕迹，窗门紧闭，给人一种寂静的没有人气的感觉。或许，这里曾经住了一户简单快乐的三口之家，或者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抑或是一个寻求灵感的艺术家。周围的山坡和树林，还有老房子，都在坚守着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房子的主人的秘密。

访问的话题正好提及人生和艺术。周老说，要把艺术看成广义的一个含义，一个观念，一个概念。不是说艺术非得唱歌跳舞表演画画弹琴。我们说的艺术是你应该把人生看作是一部艺术作品，你本人生存着就是一个艺术家。又一席精辟的言论。一开始跟着恩师学习的时候，整天沉浸在广告的世界里。那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潜在的艺术家，终有一天能创造出富有个人独特魅力的广告作品。后来，在上帝的宠爱下，仅用了同行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再后来，工作渐渐偏向行政方面。“艺术”二字早已被淡忘。记忆被唤醒，我开始害怕面对现在的自己。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已太过功利，太过现实。

相较于两位阅历丰富的老人，郭敬明和笛安显然显得过于稚嫩。他们为老人的言语态度所折服。所谓的“听君一席话，胜读百年书”，应该就是指这种情形吧。短短的一个小时的对话节目，如此令人受益匪浅。豁然明白朋友让我听着这期节目的目的。现在的我，对现实有太多的不满。尖锐，急躁，恋物，堕落。物质世界的侵蚀，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有很多人为我伤过心。爸爸严厉的责备，妈妈受伤的眼神，姐姐无力的劝说，朋友无奈的神情，同事躲闪的举止……这些无辜的人，全被我的尖锐的刺弄得遍体鳞伤。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是80后，我就是这样的人。后来，知道错了，却紧闭着双唇不肯道歉。

掏出手机，给朋友发了条短信。只有两个字：谢谢。我想，他会明白的。火车缓缓地停下，我走出车站，对着在外面等待已久的另一个朋友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她明显地愣了一下，迅速地回过神来，她也笑了。坐进车里，抬头看着头顶的天空，万里无云，阳光下遍布温暖。孩提时的简单重新回归。拨下一串号码，我迫不及待地想向彼端的人宣告我的发现和改变，还有欠了很久的“对不起”。

怜悯，爱，感恩，有容为大……这些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的道理，是我这次旅途的最大收获。如果没有这些善意的提醒，真不知还要沉溺在自己编织的所谓的“成功者”的梦境里多久。

那些站于城垣上的智者们，教会我最宝贵的人生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