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礼”不讲“理”

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撞开中国大门之前，我们的国人一直自诩自己的国度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自高自大地、浑浑噩噩地在梦中沉睡了两千年，同一句呓语也在睡梦里唠叨了两千年。以礼安国，以礼治民，以礼邦交，听起来何其冠冕堂皇，又何其温文尔雅！

孔老夫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所到之处必游说做人要做到“仁、义、礼、智、信”。这里的“礼”，是指人的品质，强调为人处世要礼让、谦让，不可莽撞。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礼”上升为礼法，成为儒教的核心内容。它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等次不同，礼遇也不一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条文。于是，“礼”就攀上了“权”的高枝。“礼”、“权”交媾，便衍生了专制、独裁，虚伪、封闭、守旧。等级森严的礼法制度，扼杀了国人追求真理的信心，转而把心思花在对“礼”的周旋上。久而久之，我们的国人在礼法的桎梏中，安于现状，温良恭顺：农民躬耕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代代相传；文人挑灯夜战，苦读四书五经，企盼有朝一日，金榜题名，衣锦还乡，鸡犬升天。这样，我们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安心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岁月；我们的文人为了科举成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者的方式不同，目的却是一样：解决温饱，或者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结果，种田的只知道按传统方式耕作，从不，也没有能力探讨、研究、创新；读书的只知道死记硬背古圣先贤之言，从不，也不敢对那些所谓的至理名言提出质疑，更不用说推翻了。这实际是礼法制度所致，是农民的悲哀，更是读书人的悲哀。

曾经何时，“礼”又与“金钱”勾搭成奸，偷偷摸摸地孕育了礼金、礼品诸类多能儿。于是乎，请客送礼之风骤起。不论大小事情，若是礼不到位，绝对办不成功。有道是：先上言不如先上烟，先上烟不如先上钱。办公桌谈不如饭桌上谈。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礼”成了病毒，在我们国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这种病毒，不仅流行感染，而且还具有遗传性。为人处世讲“礼”，打官司告状也要讲“礼”。有了“礼”，无理也能变成有理；没有“礼”，有理也变成无理。我们的国人对“真理”没有信仰，对“伪礼”却顶膜崇拜。我们的国人遇到问题而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的时候，不是寻找问题的真正的症结，而是埋怨自己“礼”做得不周、不全。

讲“礼”而不讲“理”的社会，实际上就是独裁专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会让握有重权者窃笑，受罪的还是那些疲于奔命的普通老百姓。果真如此，我们还奉“礼”为处世圭臬，那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