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艺术也要历史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主要目的在于把历史作为镜子，借鉴历史，学习前人的先进经验，吸取前人的失败教训，继承、发展前人的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有一个正确的符合社会道德准则的评价。而艺术作品则是塑造或者再现历史上有功于人民的人物，教育后代人。所以，历史和艺术就承载的教育功能来说，是相通的。

2005年，上海一位艺术家让秦桧“站”起来了。这个消息在国内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次震动。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南宋时候，秦桧出卖国家，残害忠良，被认为是最大的卖国贼，是国家、民族的历史罪人。所以为了警醒后世，人们在西湖边的岳飞庙前，给他们夫妻塑了跪像，让子孙后代知道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人，千载万世都要受到谴责。从它的历史意义角度来看，之所以这样做，既符合当时的道德标准，也符合人民的意愿。

小时侯上历史课，书上告诉我们：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等等都被称为民族英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都在抗击外敌入侵的战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为了捍卫自己国家、民族的主权、利益、尊严，他们奋勇杀敌，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所以被历史誉为民族英雄。清朝末年，满清政府统治昏庸黑暗，许多仁人志士起来反清，革命先驱孙中山也提出过“驱除靼奴”的口号。

我们知道，入侵宋朝的辽国、西夏，岳飞抗击的金国，文天祥抗击的元朝，孙中山反对的满清，现在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因为他们现在是我们的兄弟民族，他们的祖先当时入侵的历史就可以抹掉或者否定？

历史毕竟是历史，是已经成为事实的经历，后人的感情、心情可以理解：自己的祖上有人当了英雄，自己可以作为自豪的本钱；自己的祖先做了恶，干了坏事，或者当了民族败类、历史罪人，后世子孙脸上无光，觉得可耻，这是正常的。有些历史罪人的子孙，没有因为自己的祖先历史不光彩就一蹶不振，而是把这些作为动力，激发自己发愤，为民族利益而牺牲自己利益，以弥补自己祖先留下的遗憾；而另外一些人，则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为自己做过恶的祖先涂脂抹粉，企图掩饰他们不光彩的历史。前几年有人给陈世美翻案，认为他为了追求幸福没有什么过失；接着又有人为潘金莲鸣不平了，说是潘金莲嫁给武大郎太冤了，简直就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潘金莲和西门庆苟合是因为她没有幸福，没有爱情，她追求婚姻自由、追求自己的幸福也没有错。当然，陈世美、潘金莲也都是小说人物、戏剧人物，有虚构的成分，现代有些人，喜欢对历史人物评头品足，对戏剧、小说人物评价带着自己的主观色彩，如果只是个人观点，倒也无足轻重。但是写小说戏剧的文人，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对社会、对普通老百姓有教育、影响的作用，应该慎重。

有些人为了“标新立异”，他们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去评价古人，用现代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人。窃以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任何社会，都有适应当时社会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陈世美抛妻弃子，巴结权贵，有什么光彩可言？潘金莲和有妇之夫鬼混而谋害亲夫又有何体面？不要道德约束，不讲礼义廉耻，已经让当今社会一些人堕落得没有廉耻了。负责任的艺术家绝不会作这种无聊的事情。因为艺术也要承载社会责任的。

我们在批评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历史，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在声讨陈水扁“去中国化”的历史教育，那么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我们的历史课就应该给下一代一个真实的、不夹带当今我们个人感情因素的历史，我们的艺术家、文学家也不要为了搞笑、噱头而胡编乱造，成年人可以当着喜剧来欣赏，但是没有历史知识的青少年就可能当真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人们为什么要歌颂范仲淹？因为他忧国忧民的思想不仅是当时社会所需要的，也是任何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人们为什么喜欢包青天（包拯）？因为他一身正气，不畏权贵，是非分明，这也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的。善恶、正邪、好坏的评价，既有人们的主观感情，也有社会的共同准则。有些东西受时代的局限，可能要随着社会进步而改变，但是很多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有益的、而且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东西，就应该成为人类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了。

就某些个人来说，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看法，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可根据自己的主观感情去评价，但是如果要代表权威人士的观点发表，要在有一定影响范围内展示出来，就要慎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