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侠与江湖之侠

一、文人侠客梦

侠，受古代游侠传统的影响，自动脱离社会秩序，是一种理想化的精神状态。

传统文人崇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读书人中“达”于庙堂之上的毕竟是少数，当他们退而修身养性，或归隐山林之后，便很少有其它的途径对当世产生大的影响，所以只好一边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一边对报效家国念念不忘。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仍无法掩藏对钟会的蔑视；阮籍借酒消愁，却愁更愁，胸中愤然之情无处排遣，在他们平静的外表之下，内心却汹涌澎湃，滚烫的热血却无处挥洒。所以他们常常羡慕可以路见不平便能拔刀相助的侠客。“明清之际的傅山有句妙语，说透了世上读书人的心理：‘贫道寂岑中，每耽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略有生气矣’。”儒生懦弱谨慎，侠客粗豪脱略；文人读万卷书，侠客行万里路；读书人缚手束脚，侠客自由自在。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说，虽然都是“弃功名远朝廷”，可是两者在避世的方式、目的和效果上是大不相同的：“隐于山林的高人不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隐于江湖的游侠偏偏不肯安生，还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统治者在乱世之时尚能容得下侠客，可是在平定天下之后必定要扫除这些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对于那些不处在朝政中心的文人们，统治者们是从来不甚放在心上的。难怪“千古文人侠客梦”，侠客们完成了读书人不能做到却梦寐以求的事情。

在以游侠自况方面，曹植的《白马篇》则是现知最早对游侠进行文学描写的文学作品，到了唐代，描写游侠的作品极盛，唐代诗人很喜欢歌咏游侠以自况。如卢照邻的“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刘生》）；杨炯的“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紫骝马》）；王昌龄的“结交期一剑，留意赠千金”（《少年行》）；王维的“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少年行》）。最突出的就数李白了，“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诗中有剑、诗中有侠的，总数不下百首。这些诗歌都热情地赞扬了游侠的行为和精神，并且或多或少地寄寓了诗人自身的愿望和理想。唐以后诗人也将这种诗风一直延续下去。如宋代的辛弃疾就被谭献称为“稼轩则弓刀游侠”；清代的龚自珍则有吟咏游侠的名句“一萧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清末的革命家秋瑾则干脆自号“鉴湖女侠”；并留下“不惜千金买宝刀”等豪气冲天的诗句。

虽然知识分子和侠客有差别，可是他们遵守的始终是同一套的价值体系，从生活的时代来说，侠客多活动在制度不立、纲纪废弛的时期，而文人在制度立与不立都是存在的，他们无法选择时代。无论是在乱时还是治时，侠客的生存舞台都是“江湖”，这是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而有自己生存规则的小世界。相对而言，文人所处的环境就要混乱浑浊得多，在通往庙堂的路上并非单靠诗文能力就能行走自如的，判定一个文人最主要的标准并非是他诗文能力的强弱，而是十分复杂的另外一些东西，例如政治立场、“道德”水平等等。文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丗思想，只不过这些思想再他们身上被理想化了。事实上，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与他们所仰慕的思想已经完全不同。他们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要不断遭致失败。这使他们常常陷于悲愤、失望、不平之中。但由于他们始终向往着这样的理想，所以他们常常怀着侠客梦，试图在疆场有所作为。

二、江湖游侠梦

江湖游侠不是走头无路者的归宿，而是不受物质生活困扰的人们奢侈性的追求。游侠亦非谋生之手段，更非追求发达的途径。反而会带来许多麻烦和不幸。一些人去做游侠主要是寻求精神上的满足。

“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汉书•游侠传》）周王朝衰落后持续的社会动荡不仅是卿相之侠，同时也是刺客之侠和布衣之侠产生的温床。

在乱世背景下，社会外在的需求与个体生命的内在冲动是刺激游侠产生的主要原因：首先，社会的需要是刺激游侠产生的外因。自陈涉吴广起义开始，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为了逐鹿中原，各路诸侯都需要网罗武勇之士来为己效命，这就为游侠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郡国并行的体制也给游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在诸侯王国里，侯王们为了扩张自己的实力，往往延揽天下豪杰成为他们的幕僚，游侠遂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而他们的向背甚至可以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比如景帝朝七国之乱时，当周亚夫收服剧孟后曾欣喜的认为得剧孟“若得一敌国”。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韩非子•五蠹》）其次，个体内在的生命冲动是游侠产生的内因。游侠产生的年代是春秋战国，那是一个个体觉醒的时代，人们纷纷以各种方式来昭示自己的生命价值，身处社会下层，既无路晋身，又不甘身名寂寞，便藉武技之长而为游侠。再加上当时距离战国时代结束未久，那种慷慨任侠的豪气并没有从人们的身上褪去，于是一时间游侠纷起并作。

游侠群体盛极一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并且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其原因有之：

首先，游侠是“义”的倡导者和维护者。游侠的突出特点就是“任侠”，即对“义”的崇尚和实践，也就是太史公所谓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在朋友有急难的时候，能不惜一切加以救护，如受知遇之恩而冒死行刺的聂政、荆轲；自刎以表明心迹的侯嬴、田光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仲尼）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及乱世之末流乎？”（《史记•游侠列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士也就成了古老的“义”的原则的化身，令人平生好感。

其次，游侠是自由精神的象征，是生命激情的蕴藏者。游侠蔑视权威，过着一种我行我素的张扬个性的自由生活侠，是一群社会上于官方秩序之外自行其是、自施其威的人.；游侠在非常之时为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极具感染与震撼力；有时为统治者、正统人士所讨伐，然而下层人民却欢迎，更为不幸者所期盼，他们能够激荡起无数人心底的豪气与激情。

所谓“游侠”，“游”是外在特征和行为方式，“侠”才是本质特征和人格魅力所在。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强调“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为了实践诺言，救人危难而奋不顾身。因此，游侠的行为虽然并不遵循传统的社会规范，但是因为他们具有很强的诚信品德与牺牲精神，在社会上还是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侠”经由一个发展过程的，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实指，最终成为一种为社会上层与下层所一致认同的精神，实现其精神化，“侠”实现其社会精神化后，又在后人诗歌里被反复吟咏，于是实现其诗化，成为一种人格理想的寄托，蕴含着深厚的生命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