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观“国学热”

进入21世纪的这几年，“国学”又一次热起来了。

于丹、钱文忠们在中央电视台眉飞色舞地大讲特讲《论语》、《三字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影响力甚巨的高校悬起了“国学班”，甚至“国学院”的招牌。有关“现代私塾”的报道不绝于各种媒体。一些在学术地位上远非于丹们可比的人物，如季羡林、杨振宁、王蒙、任继愈、张岱年、许嘉璐等等，也纷纷走到前台，发表《甲申文化宣言》（2004年9月5日）。蒋庆等人关于“读经”运动的鼓噪也一浪高过一浪。更有一些城市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们身着唐装，摇头晃脑地背诵《三字经》、《弟子规》；更令一些“国学热”鼓呼者血脉喷张的是，2005年9月28日，也就是孔子诞辰2556周年纪念日，全球首次联合祭孔活动在世界各地孔庙同时展开，曲阜等地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央电视台做了长约四小时的直播……凡此种种，似乎都说明，我们已经置身于一场声势浩大的“国学热”中了。

然而，在这次“国学热”背后，明眼人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它背后浓浓的铜臭味。事实上，有不少人是把它做为一种“国学产业”来经营的：于丹、钱文忠们在中央电视台大红大紫，所出的书也一时令洛阳纸贵；某知名大学开的“乾元国学教室”中国哲学专修班，学制两年，区区288个课时，却要收费60000元，另还有6000元的资料费，其它大学也动辄数万元；至于各个私塾，学费每年两三万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徐来先生在评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时写道：新闻发布辞中，发布方用超过2000字的篇幅介绍了主办地济宁的经济状况与投资环境，而介绍“孔子文化节”本身的内容却还不到“本地经济”的一半。“儒商”则是发布辞中神圣程度仅次于“孔子”的词汇。再具体到“文化节”活动项目，“科经贸、旅游、人才类活动”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纯粹的文化活动。据此，徐来先生得出结论：孔子成了摇钱树（徐来：《孔子成了摇钱树》，文见《新京报》2005年9月28日）。

对于“国学产业”的消费方来说，则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跟风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国学热”与社会上流行的时髦东西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国学热”了，说出来几句“子乎者也”似乎就显得特别有文化、有品味。当然，这是一个代价不菲的时尚——它的“精华版”，如上名牌大学的国学班，除了少数挥金如土的企业老总和不用自己掏腰包的高干，没有几个人可以玩得起。对于把还处于懵懂状态的孩子送进私塾的家长们来说，似乎还有几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崇拜”（或“教育迷狂”）心理在其中。所谓“教育崇拜”，是指中国家长对孩子教育那种超出理性的狂热重视，在孩子的教育投入时不计成本，不讲规律，“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貌似高雅的“国学热”，只不过是在“外语热”、“奥数热”、“钢琴热”等等后面，为家长的“教育崇拜”增添了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把目光停留在这热闹的前台，而看不到后台那双阴鸷的眼睛，那么，我们对这场“国学热”的把握恐怕就难以摆脱“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嫌疑。

尽管关于什么是“国学”、“传统文化”，人们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儒家学说一直是两千年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潮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它宣扬“三纲五常”，论证“尊卑长幼之序”，散布“圣君意识”，是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孔子才由一个半民间的知识分子被神化为圣人，被历代帝王不断封赏，成为“素王”，各朝到曲阜祭孔的帝王也络绎不绝。也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时，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先贤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时候，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然而，历史的惯性是巨大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反动派你不打它就不倒，所有陈腐的势力或思想没有一个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在民主和自由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二十世纪中国，以“复古”、“尊孔”为标志的“国学热”在中国现代史上不绝如缕，一浪接着一浪：

第一次“国学热”发生于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时期。1898年9月，由于袁世凯的告密，康有为等人主导的戊戌变法流产。按理说，两人应该是政治上的死敌，然而，在尊孔复古这一问题上，各怀鬼胎（康要复辟清朝，袁要自己当皇帝）的二人却联起手来。1913年，各种名目的尊孔团体，如孔教会、孔道会、圣教会、孔社等纷纷涌现，他们还致书当时的参众两院，公然要求尊孔教为国教。1913年到1914年，袁世凯发布了多个以尊孔为主题的政令，并于当年9月28日晨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祭孔典礼。同年12月23日，他又到天坛搞了个祭天活动。1915年，袁世凯下令恢复了辛亥革命后废止的中小学读经。

第二次“国学热”发生在蒋介石国民党时期。当时，国统区内各级学校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训育制度，训育的核心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1931年教育部又通令各校悬挂镌此“八德”的匾额。1934年2月，蒋介石又发起了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为道德标准的新生活运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此后的日本侵略者竟然也在占领区不遗余力地推行孔孟之道。资中筠先生在谈及自己在日占区读书的情况时写道：“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天津，……除正常的‘国文’课之外，增加了每星期一堂‘经训’课。这是过去没有的……而自大约1940年起，我赶上读经：自初中一至高中一，依次为《孟子》、《大学》、《礼记》、《诗经》、《左传》。……高小一年级读《孝经》、二年级读《论语》，我没赶上。更有甚者，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民’课被日伪当局改成了‘修身’，讲的都是中国古人忠、孝、节、义的故事。……抗战胜利，迁至大后方的学校和师生陆续回来，询问他们学校是否读经，都说没有，并以鄙夷的口气说这是日寇为瓦解沦陷区人民斗志，变相奴化教育的一部分”（资中筠：《孔子之用，大矣哉！》，《粤海风》2005年第1期）。

第三次，大概也就是这次了。实际上，这次“国学热”并不只是起于这几年，大致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由于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80年代“文化热”中引入中国的存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主义等等受到批判，这时就兴起了一种“国学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发表了一篇报道，即“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随后，《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中央电视台还做了题为“北大‘国学热’的启示”的专题报道。然而，由于遭到一些人严厉的批判（如哲学家方克立在评论蒋庆1989年发表在台湾《鹅湖》杂志上的《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时说：“其矛头向所向，正是指向‘四个坚持’”。1996年他又著文说，所谓“儒学复兴是中国大陆当前最大的问题”，其实质涵义就是要用儒学来取代马列主义）（郭双林著：《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P308－309，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股“热”很快就降下去了，直到10年后的2004年“保守主义文化年”，由于增添了新的动力，才又死灰复燃，再热起来。

蒋庆是现今中国大陆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鼓吹“国学”的“复兴”。他对中国现实的弊病、对西方民主制某些弊端的批判，不能说不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在我看来，他开出的药方就不能说高明了。他提出的所谓“王道政治”，议会实行三院制，每一院代表一重合法性；“通儒院”议长由公推的大儒终身但任，议员的来源有二：一为社会公推的民间贤儒，一为国立通儒学院专门培养的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并通过政治实习和考核的儒士，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庶民院”的议长议员由民选产生，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国体院”议长由孔子后裔世袭，议员则由议长从我国历代君主后裔、圣贤后裔、历史文化名人后裔及各宗教界人士中指定，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在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已成时代潮流的今天，这样的呓语甚至不能博人一哂！

至于他鼓吹的观点：“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更令人怀疑他是生活在中世纪还是当代社会？难怪著名学者李泽厚批评他：“如果‘五四’那批人是‘启蒙’，那么一些人现在就是‘蒙启’：把启开过的蒙再‘蒙’起来”（李泽厚：《要启蒙，不要蒙启》，《书摘》2007年第5期）。

我一位同事，对《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颇有研究，在课堂上经常引经据典，《易经》怎么说，《论语》怎么说。然而，从他嘴里，竟然说出“理想的政治是人治”（当然，他说的“人治”大致指的是“圣人之治”）、“德治优于法治”、“中国古代法家主张的就是法治”、“领导就要阴阳怪气，让人摸不着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这样的话来。

据他说，他很早以前就读过西方哲学的一些书籍了。相信学富五车的蒋庆也应该知道笛卡尔、洛克、伏尔泰、卢梭、杰斐逊等人的观点，对王阳明、王夫之、李贽等人的主张也应该非常熟悉，但为什么这么多至今振聋发聩的思想难入他们的法眼呢？我觉得应该是偏见，或者囿于儒学伦理的知识结构局限了他们的思想。——他们倒是用自己那活生生的例子来证明了如果“儿童读经活动”推广开来的话，将给我们的社会培养出来什么样的下一代！

我一直想问的是：就这样一个被历史证明弊大于利，且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学说，仅靠几个“大儒”奔走呼号，谁相信它能屡屡上演绝地逢生的好戏，一次又一次地热起来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首先，西方文化，是一种权利文化，强调天赋人权，人权不被任何人任何组织非法剥夺；而传统文化，当然主要指的是儒家文化，是一种义务文化。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有着各种各样大而无边的义务、责任，而“我”们几乎所有的利益、权利、欲望都是非正义不道德的，所以“我”们要“克己”，要“灭人欲”，用现代的话说，叫“牺牲”、“奉献”，“狠斗私字一闪念”。其次，西方文化是一种主体文化，它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是社会的主人；而儒家文化是一种奴才文化，强调的是卑对尊、幼对长的顺从：忠（臣对君，上级对上级）、孝（幼对长）、随（妻对夫，或曰贤淑）、信（对友）等，它最终培养的，不是个人以及社会的主人，而是忠顺、驯服、听话的臣民，或者说奴才。第三，西方文化是一种启蒙文化，它强调人的尊严和理性；传统文化是一种蒙昧文化、愚民文化，扼杀人的尊严和理性，提倡狂热的崇拜，盲目的迷信，无限的忠于与服从。

这种文化当然是权力热烈欢迎，并大力鼓吹的。权力的逻辑向来就是：夺权的过程中，纲常名教弃之如敝履；固权的过程中，则又视若珍宝，惟恐人们不知不行。李世民在杀兄屠弟，连自己的10个侄子（建成子和元吉子各5人）也不放过，连弟媳（元吉妃）都要霸占的时候，可曾想到过“兄友弟恭”？在玄武门事变（事发于626年6月4日，可以称得上大唐一朝讳莫如深的“六?四”事件）仅仅两个月后（8月8日）就将老爹赶下台，之后又多有敲打的时候（详见蔡磊著：《隋亡唐兴七十年》P124－126，150－16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可曾想到过“孝”？朱元璋在杀死小明王韩林儿的时候可曾想到过“忠”？在屠戮功臣、大兴文字狱的时候可曾想到过“仁”、“义”？他在将孟子的牌位扔出孔子的配殿（因为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命令御用文人删除《孟子》85节，占《孟子》篇幅三分之一的时候，可曾想到过“以圣人为师”？

推而广之，在暴力决定一切的王朝时代，权力在哪个时候又不是这样？

答案也许就在这里。虽然目前似乎还找不到十分有说服力的证据，然而却是合乎逻辑的：毕竟儒学是宣扬“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和谐”秩序的，是宣扬“仁义礼智信”的，对于权力来说，“读经”似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即使达不到这个目的，也可以缓解、甚至转移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何乐而不为呢？不过，现在毕竟不是袁世凯、蒋介石的时代了，这种事只能偷着干，在幕后当推手，不方便明说。至少——我以最大的善意揣测，这也是一种权力的无意识。

——这样的“国学热”，与权力有着洗不清的干系、充满了铜臭味的“国学热”，于民众真正的精神生活何干，于民主政治的建设何益？

让一些懵懂无知的儿童天天背诵些对他们来说如同天书的四书五经，有比这更愚蠢的教育方式吗？让孩子们从小就沉浸在“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三字经》）的意识海洋中，有比这更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更具杀伤力的事情吗？

最后我要申明的是，虽然从当代中国思想谱系上，本人应该归到自由主义者中去，但我并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相比而言，我更欣赏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而且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也都不是。我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喜欢看中国历史，喜欢闲暇时间背一些唐诗宋词。我敬仰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先贤，《老子》、《论语》、《庄子》、《孟子》及其解读，我都买有几个不同的版本。虽然平时看的不多，但也一直不时翻翻，努力领会先贤们阐发的人生哲理。而且，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引用《论语》、《老子》等，对其中至今仍闪烁着思想光辉的精彩部分推崇备至。

不过，我认为，儒学的“外王”部分，是落后于时代的东西，除了极少量还有价值的内容（如孔子、孟子以民为本，抑制君权的一些观点）外，应坚决抛弃；其“内圣”部分，也应该站在现代社会的高度，进行严格的检讨、分析，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因此，对于包括儒家在内的经典著作，我们应该“冷”读——超出功利，冷静理性，古为今用。我们不能因为孔老庄孟的伟大，就跪在他们面前只管磕头称是。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热”，或者说时尚，从来就是一阵风，很少有“持续高烧”的；而且，在“热”（尤其是“狂热”）中，它更多体现的是群体非理性。而精神文明的建设，国民性格的改造、文化软实力的增强，需要的是不温不火、持之以恒的慢功夫。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幻想通过一个早晨的感冒发烧，坐着老祖先做的狗头车，就想走完重建民族文化的漫漫征程，这种想法不是太天真了吗？

2009，8，17－18日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