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之死

认识王勃是在多年前的一个秋天。和大多数初涉文学芳草地的少男水女一样，我也不可救药地爱上了王勃，爱上了他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时，我真恨不得化作一只水鸟，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只为赶上那场空前绝后的文化盛宴。说不定，诗人眼中的那只“孤鹜”，正是我前世不羁的影子。

只可惜，天妨英才。在人生的第27个春秋，王勃就急急被龙王召了去（史载：上元三年，（王勃）南下探亲，渡海溺水，惊悸而死）。或许，人间太混浊了，即使在如日中天的大唐盛世，我们的天才青年诗人也无法摆脱无处不在的黑暗与压抑。或许，只有不沾人间烟火红尘血腥的龙宫仙界才可以容纳他那颗气吞万里而又绝不向世俗低头的心。王勃就那样连衣袖也来不及挥一挥就走了，神州大地上，注定要留下一道永久的伤痕，任凭后来的统治者和所谓的文化权威再怎么粉饰，也始终无法抹平。

王勃这一生，走得实在太匆匆，却丝毫不窝囊，有如湍流击石，只为激起一片雪白的浪花。我虽然无法体味王勃生活的年代，但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哪朝哪代的乌鸦不一般黑？在我看来，王勃之死，表面上有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酸味，但实死于一种文化，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当然，两者都一样令人无奈，而且，前者往往是后者的表现形式，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内在“动力”。在中国，死于文化的文化人，大多都能列班“封神榜”，这种情况盛行于改朝换代之际，屈原、王国维堪称其中最杰出代表，他们无疑是帝国最“鸡肋”的精神力量；和平时代也有不少，但他们的名字好像并不那么动听，因为他们生前似乎大多充当着文痞、文化流氓或者文化部门附庸等角色。即使前段时间死得轰轰烈烈的季羡林，我看也不过如此。据说他是一位“大师”级人物，然而，翻开他的所谓散文，我却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兴致读下去，说句不客气的话，那也实在“质朴无华”得可以，简直就是记流水帐，而且真实性也有待进一步考证。然而，人家就是有本事，就凭这水平也足以轻松地被“封为”中国当代“散文八大家”，不知韩愈、柳宗元他们知道后会有何表情。这里面恐怕只有两种解释：一是十数亿人的中国也就那么几号人会写点“散文”，二是有些人本来就是靠名气、靠社会地位尤其是行政地位吃饭的（比如郭沫若等一大堆所谓的文化部门、文联、作协、高校领导）。当然，季羡林在某些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得客观评价的，但若说他也算个思想家的话，只能说中国有思想、敢思想、会思想的人都死光了。还有一点即使抄我全家、诛我九族我也绝不苛同，那就是“淡泊名利”这顶高帽居然也适用于包装季羡林。人死了，我们表示下同情未尝不可，但万事得有个度，如果说连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等无数政治光环于一身的季羡林也配享受“淡泊名利”这件“皇帝新衣”的话，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成克杰、陈希同、郑少东、陈绍基、王华元、许宗衡……他们只是胃口大了点的实力派高官——如此有实力、有能力、有魄力的官老爷怎么会“腐败”呢，明明如狼似虎生机勃勃嘛！

自古以来，评点名人都是一件艰苦而危险的事。抬高了，不免有奉承、巴结之嫌疑；踩低了，不是引来一群马蜂群而而攻之，就是招来一片形形色色的笑骂声。王勃与季羡林，两个看似八竿子也打不着的文化人，但由于都出现在数千年“文明”高度一脉相承的中国，因此，他们必然有着丝丝缕缕的内在联系。他们都是处在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式知识分子，虽然一个英年早逝，一个寿终正寝，但这并不影响将他们混为一谈。王勃一生追逐功名而终不得志，尽管他14岁就已应试及弟，尽管他不到20岁就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为“初唐四杰”，尽管他26岁那年就在阎督公的宴会上狠狠地露了一手，但这只能使他和他的才气名垂千古，并不能为他的青云之路扫除障碍。季羡林一生谨慎刻苦，虽有点大器晚成，但在组织的悉心栽培下终修成“正果”，这不仅使他挤身上流社会，还惠泽子孙数代。相比之下，王勃死得又实在有些窝囊，失足落水，简直就是自寻死路，而且当时怕连个哭的人也没有吧。可人家季羡林生前不是鲜花就是掌声，死后还惊动“天子”亲临吊丧，可谓享尽人臣荣誉。

同在蓝天下，有人站着倒下去，有人躺着睡着了。

但前者的姿势一定比后者更耐看，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于2009－8－13•江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