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不是理由
GDP的升高,让我们感觉跨入发达国家指日可待,其实也许是越来越远。作者以翔实的资料,娴熟的笔触叙述了GDP的欺人和自欺欺人现象。多少资源在GDP的光环掩盖中化为乌有,多少珍贵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但中间的论述中,引用的资料也许是早些时候的,与现在的情况不符。现在,城乡都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险,没有如作者所写的那样困窘。我们也不能只看见阴暗,还要看见光明的一面。
我们三十年的发展可以说基本上是唯GDP论,以GDP考量一切。以为GDP上去了,国家就强大了,国际地位就提高了。但是实践已经证明,唯GDP论是对发展的误解。孙力舟在《晚清的GDP第一,为何挨打》一文中指出:“无论是GDP总量,还是GDP在世界的排名与份额,都不一定反映经济发展水平,更难反映中国的国际地位”。因为GDP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内容。国外学术界将国家形象分为七个范畴:(一)政治体制,国家制度,政府信誉;(二)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国民收入;(三)文化,包括历史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四)社会: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素质;(五)科教:科技实力,创新能力,教育水平;(六)外交政策,外交能力;(七)军事建设,国防能力,军队素质。
这七个范畴给我们的启示便是,国家形象或者说国家的强弱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是多轮驱动的,单枪匹马的GDP是无济于事的,这里牵涉到如何看待GDP的问题。
一、帐面GDP
著名经济学家姚洋提出了“帐面GDP”概念,经济发展必须警惕帐面GDP。笔者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帐面GDP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大拆大建,另一个就是自欺欺人的造假。
(一)大拆大建主要表现为拆建大楼和街道。比如说,建大楼是GDP,大楼倒塌了,拆除和清理是GDP,之后,重建大楼,这又是GDP。这三次GDP真正形成财富的只有一次。尤其是大楼的倒塌和拆除,不但没有创造价值,反而在毁灭价值。这种“小财富,大GDP”模式加重了民工的劳动强度,使他们变得忙碌。姚洋说,大拆大建是促进GDP增长的最快手段。这也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喜欢大拆大建的原因之一。再看“跑部钱进”。“跑部钱进”是地方政府争取拨款的攻关行为。公关花费通过航空公司、公路运输企业、铁路部门、宾馆、出租车公司以及餐馆等转化为GDP。这种活动如同大拆大建一样没有创造实际性产品,但却使GDP大大增加了。这种没有增加社会财富的GDP是无效GDP,只能产生表面的社会繁荣,而不能使国家真正强盛。不仅如此,这种无效的GDP对国家和社会还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它加大了交通运输工具的使用而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环境污染造成资源浪费,生态破坏,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花费巨资来恢复生态。这些治污的花费又转化为下一期的GDP。另外,这种无效的GDP所产生的腐败现象也是众所周知的。以上两种方式创造了可观的帐面GDP,产生了严重的腐败,使民工忙碌了,也污染了环境。
(二)GDP造假。年初预期GDP多少,到年终时,差几个百分点,怎么办?不怕达不到,就怕想不到,干脆来个玩数字游戏,拍拍脑袋,GDP就实现了。
这两种GDP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二、GDP投资了什么
谈到GDP,我们都知道,这三十年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最充分的调动。近30年GDP在高速增长,1978年全国的GDP为3000多亿,2008年为300670亿,增加了一百多倍。问题的实质在于,人民创造了这么多GDP,我们将它花在什么地方。在我国每创造100元的GDP,个人能拿到的只有45.4元,23.1元流入国家财政,31.5变成资本(据《南方周末》),因此,一方面GDP在高速增长,一方面人均收入在逐年递减,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国富民穷,贫富分化。按照国外学术界的最权威的研究成果,国家的强盛兴衰取决于GDP的投资方向。一国强大,必须将绝大部分GDP投资于社会事业,如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卫生事业等)等民生工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等。下面看看我国在这方面的投资情况。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中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乡低收人者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41%,应就诊而未就诊采取自我医疗的比例城市占47%,农村贫困地区未就诊、未住院比例高达70%~90%。今天中国有近九成农村人口和近五成城市人口在遭遇疾病风险的时候无法得到政府的救助,处于生不起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境地。很多家庭往往因为一个亲人身患恶疾就倾家荡产,更多的农村老人有病只能抗着忍着,根本不敢去医院。把他们放在今日医疗水平日趋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就会看到这个群体“小病扛、大病拖、不怕穷、就怕病”的心酸。再从政府投入占医疗卫生费用的比例来看,以2000年为例,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73%,新兴国家的政府负担了70%,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59.3%,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担了57.2%,而中国政府只负担了39.4%。中国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明显低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而且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0.4%~0.5%之间,并呈历年下降趋势。更严重的是,就是这部份很少的投入大多也都用在了公务员身上。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健康产业论坛上披露,中国政府每年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都花在了850万党政干部身上,其他13亿人只分到20%。(《新京报》4月26日)
近30年来,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家庭负担远超国际平均水平。早在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明确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要达到4%”,但是16年过去了,GDP年年增长,对教育的投入不升反降。200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历年来最高的,也只有3.32%,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美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而且远远低于印度(7.1%)。由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于是教育行业便形成一个巨大的债务链:其中义务教育上千亿,高中教育不止一千亿,高校负债5000多亿。许多非洲国家也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超过20%,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三位的中国,却依然坚持9年义务教育,在教育投入上斤斤计较。(《中国青年报》)
我们的GDP虽然在社会事业、教育、科技方面吝于投入,那么,这么多GDP到底流向哪里了?笔者认为,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腐败和浪费要占用一大部分GDP。我国的腐败之严重,浪费之惊人,是令世人怵目惊心的,也是从所周知的,此不详述。(二)“三公”消费。据权威人士透露,“八五”期间,我国的公车消费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38%,公款吃喝每年达到9000亿以上,还有难以统计的公款旅游,公款出国等。我国吃财政饭的人约有2000万,除了原配夫人外,他们的吃穿住行和娱乐都是公配的,以人均每年8万元计,就是1.6万亿。(三)大拆大建候豪华宾馆、酒楼、洗脚城等娱乐设施。投资于这些工程有几个明显的好处:①可以大大提高GDP,数字出政绩;②一旦建成后,这是看得见的政绩,政绩出官;③让普通民工有事可做,一年到头不会闲着,在工地上流血流汗换点钱养家糊口。但是其后果也是相当明显的:①经济腐败。由于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又缺乏严格的监督机制,因此,从招投标,到施工,竣工,验收,一路下来都有腐败,这种腐败又加重了两极分化的程度。②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③最为关键的是,过多的GDP投资于大拆大建,大楼高了,多了,看上去国家繁华了,强大了,实质上这只是表面上的繁荣,它根本不能增强国家的实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不能增强。笔者并不是反对建豪华大楼和大街,笔者想说的是,这三十年我们对这方面过份强调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笔者认为,国家之强盛,一定要拥有尖端的科学技术和民族创新能力,一流的教育,一流的学术文化机制,一流的人才,要拥有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用人环境。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的投入太吝啬了!
从历史上来看,晚清挨打,并不是因为GDP不高。《大国的兴衰》引用经济史学者贝罗克的统计,中国经济总量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抢去。晚清的GDP没有投资于近代工业、交通运输、军事、科教等,而是投资于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园林中的无数珍宝。由于投资方向长期错误,才导致晚清拥有世界上第一的GDP却屡屡挨打的局面。
历史和近30年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经验教训:GDP并不能衡量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更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是否强大。GDP只是社会发展的诸多因子之一,唯GDP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并且其危害已经越来越明晰地显示出来,如国家实力不强,环境遭到严重污染,社会发展不协调,两极分化已经相当严重,群体事件和涉愤事件上升。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GDP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将GDP投资向有利于壮大国家实力的方面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