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一条河流般的忧郁，是储安平一篇散文的名字。可能，无论储安平的名字还是这篇散文的名字现在知道的人都太少，太少。在这篇散文中，他写道：“人生就是那样的sentimental……忧郁像一条河流般在我的心头流过。”至此，我们已经从中了解到一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过去点滴。

储安平是江苏宜兴人，曾就读上海光华大学，留学英国，创办《观察》杂志，秉承着一个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国共两党之间徘徊。那是国共内战爆发之际，1946年9月1日，《观察》杂志在上海创刊了。

在储安平给胡适的信中，我们可以看见该杂志的宗旨和目标：我们创办《观察》杂志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之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在从创刊到1948年12月25日被迫停刊的两年多时间里，《观察》杂志确实按照自己的宗旨和目的进行运作，在它的78位撰稿人中，大部分具有留学背景和教授职位。

能否维持这样的一本杂志，当时的储安平是基于两点的考量，那就是：一、国内拥有极广大一群自由思想的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而当时国内还没有一个带有全国性质的中心刊物，假如自己能够确实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派之外，只要刊物确实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刊物可以获得众多读者。

基于上述的观察，坚持“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原则，最高发行量达到105000份，是这样一本周刊的魅力之所在。

在那样一个内战的环境下，还有这样的业绩，实属不易。它还引发了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问题两次大讨论。这样的规模，不亚于当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及台湾上个世纪60年代中西文化大论战。在这两次论战中，有代表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有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而更多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无论是哪个派别的人在精神实质上，都无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那就是不仅仅自己要说，还要别人去说，只要能说，就能看法，梁漱溟、费孝通、张东荪、施复亮等人都在其列。可以说，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有那种气质与风度的。

《观察》周刊，尽管与当时的《努力周报》、《独立评论》、《每周评论》、《新月》等杂志不是同一个编者，但他们在精神源流上，可以说是一致的，那就是，坚持了独立、论政、无党、无派的风格，更直接的说，就是坚持了自由主义风格。他们对在朝和在野的都批评，所以，在两者之间都不讨好，这也正是正常的，因为杂志要做的就是不偏不倚，坚持独立的品格，对世事进行评头品足。

储安平是有着强烈的办报纸、办刊物情结的人，从创办纯文学杂志《文学时代》到主编《客观》周刊，一直到主办《观察》周刊。在他眼中，主编和主办是不一样的，只有主办才能体现出一本杂志具有主办者自己的精神气质和内在宗旨。

是这样一个坚持书写政论文章，秉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由于刊登了关于内战国民党的军事通讯而被迫停刊。结束了一段自由的命运。

《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在新政权下复刊。但，原来的《观察》已经不存在，没有了追求“自由民主进步理性”的宗旨，没有撰稿人的罗列，更没有了“储安平主编”的字样，可以说，尽管杂志还在，但储安平的生命已经结束。

现在，我们从这些杂志看，《新青年》、《独立评论》、《观察》、《自由中国》、《文星》，（后两个杂志在台湾分别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由雷震、李敖主办）中国还是有自由主义风气与传统的，假如没有，为什么这样的杂志会存在呢，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所以，结论是，我们一直就有这样的诉求，并且一直在实践着，可惜，现在，已经中断了，更多的杂志成为党的宣传工具，再也难以达到中立，不偏不倚的效果了。

储安平在新政权下，受到胡乔木的赏识，先后到新闻出版署、《光明日报》总编辑等职位工作。当时，《光明日报》还是民盟的报纸。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储安平变得对新政权很任从，不过，这些特点把自己原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点已经掩盖起来。不仅是储安平，当时留在大陆的许多知识分子，也表现出这样的转变。于是，就有一些问号：一、这种转变是真诚的还是被迫的？二、1949年以前，他们为什么能够保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三、这种转变是来自理性分析，还是天然的保护本能？

一直到1957年，大鸣大放，引蛇出洞，这些人才显示出本来的一面，储安平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做了著名的“党天下”的报告，指出“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从此，被打成右派，自然，“党天下”的说法不是储安平的首创，早在上世纪30年代，罗隆基就用它批评过国民党政府。可以说，他的言论，到今天看上还是那么生猛，那么一针见血。看看我们的新闻媒体报道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储安平在1966年消失了，无影无踪，关于他的去向有很多猜测，但都没有证实。16年之后，1982年，统战部对其做出了“死亡结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诚如，他的观点：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此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