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钦定吉安府文字狱第一案

清代的文字狱，到了乾隆时期，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怪现象，就是将一些四处告苦乞怜，终日神游于梦幻之中的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作为个人政治见解按律问罪。据史料记载，乾隆朝共审理文字狱案130余起，因精神病而被治罪的就有20多起，吉安府李雍和案，甚称是江南文字狱中最典型的一例。

李雍和原名李必享，江西泰和县人氏，读了几十年的书，连个秀才也落第，还时常疯疯癫癫以读书人自居，口出狂言，毫不理会亲戚、邻居的劝解和开导。乾隆十六年（1751年），李必享又抛妻舍子，独自流浪到四川测字算命。由于他单身一人，又无行李，时常受到沿途州、县地方巡吏的盘查，测字算命终究难于糊口，李必享就傻想出一个赚钱的“高招”。每到一处，他就询问官署在何处，当地富绅姓啥名谁，然后撰写呈词，渲染自己碰到困难，乞求官府和富绅可怜可怜，资助路费回籍。他将这些呈词时而递入官府，时而送入富绅家中，有时又贴于闹市。虽然李必享在外流浪了两年多，但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得到官府的同情和富绅的资助，反而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10月，途经简州的龙泉驿时，被当地巡检拿住盘问，后又押解到州府，检查他携带的褡裢，发现都是一些告苦乞怜的呈词和测字算命的东西，盘问时其言颠三倒四，于是将他所带的呈词留下，给了一些盘缠，递解回原籍。回家后，他又一次次跑到吉安知府衙门递呈词，告苦求助，见知府王铭宗不理会他，他又将呈词贴于衙前。之后，李必享又到代理知府庐陵知县周作哲那里告苦乞怜，周也同样视其为疯子，留下呈词，差人押回泰和县管束。

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七月的一天，李必享又忽然想起了过去的辛酸事，不知是哪根神经作怪，他竟按耐不住挥笔写了一纸冤单，历述自己的困顿和冤屈，发泄久积在心头的牢骚和愤慨。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二月，吉安府举行科举考试，李必享深知自己在官府中的形象，为了不被排在科举考试之外，就将李必享改为“李雍和”报了名。临去吉安参加科举考试时，他又一次萌发了顺便去告苦乞怜的傻念头，心想如学政大人可怜可怜他，收他为治下学子，待学业有成就可升官发财了。想到这些，李必享鼓起勇气，连写了两张状词，并与先前写好的那张冤单，一起带到吉安。在应试的几天里，李寻机将冤单和两张状词偷偷地放到了学政的行囊之内。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这三张薄纸竟铸成了四川、江西两省十几名州、县地方官员免职查办，他自己家破人亡的文字狱案。

到吉安督察科考的学政谢溶生回到南昌以后，发现行囊中放着一纸冤单和两纸状词，阅罢，心中又惊又喜。惊的是竟有人如此大胆，敢造次递词，潜投学政。可一想，这下可有向皇上报功请赏的机会，这不是喜是什么？按清朝官制，学政发现递词要案，可直接拟折上奏，同时也要会同地方督抚合力查办。但谢好不容易碰到一次机会，生怕别人抢了头功，所以他不通知巡抚，直接告令吉安知府火速搜查李家，缉拿李雍和，还将冤单牢牢抓在手里，只将告苦乞怜的两张状词发送吉安知府。知府王铭宗接到学政告令后，立即带人到李家将李雍和琐拿，还查获了四纸呈词。在向学政报告捉拿李雍和的同时，王铭宗又将案情禀报了巡抚衙门，并附上两张抄录的呈词，一同上报。江西巡抚汤聘接到报告，立即召集巡抚衙门官员分析，研究李雍和的呈词，发现全是些告苦求助之语，并无逆词之处。为慎重起见，巡抚又火速求教学政谢溶生，才得知另有一纸冤单在谢手中，巡抚要学政拿出来看一看，谢推托此事正在拟折上奏，冤单要一并奏请皇上御览，不宜拿出。巡抚汤聘的心里也很清楚，学政只是怕别人抢了头功，可他又无可奈何不好发作，只得传令吉安知府将李雍和速押巡抚衙门审理。大堂之上，李雍和承认将一冤单和两张状词潜放学政行囊之中。巡抚当即命令他重新默写一遍，结果发现并无逆词之语。大堂审理的情况通报学政的第二天，学政谢溶生立即传令吉安、南昌两知府一同会审李雍和，还将李的逆词拿给两知府过目，看到这份冤单与李雍和默写的冤单内容不一样，两知府哑口无言。当学政逐句讯问，李雍和又一一供认不讳，签字画押。审问完毕，两知府赶紧前往巡抚衙门禀报。巡抚汤聘随即又开堂审问李雍和，李见实在蒙不过去了，只好承认学政所持的冤单是他一时糊涂乱写而成的。至此，李雍和之罪已经昭然，巡抚汤聘立即拟奏折禀报皇上，可学政谢溶生早已用八百里急奏递折到京了。

乾隆看到谢溶生的奏折，接连下了两道圣谕。第一道圣谕对四川、江西两省地方官员大加训斥。在乾隆看来，像李雍和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刁民，竞大造逆词流浪到两省投逆，而州、县地方官员还视为疯癫，使其消遥法外多年，倘不是学政谢溶生发现，还不知要猖狂到何时。乾隆转念又想，学政谢溶生遇逆词重案未与巡抚合上奏折，而是打破常规，用朝廷限用的八百里快奏递折进京，意在抢功，如此下去，又怎能与地方官员和舟共济，于是又传圣谕，将谢溶生申饬。

几天过后，乾隆接到巡抚汤聘的奏折，获悉谢溶生为抢功不仅自行拟折上奏，而且在办案中竟存擎制之心，不与汤聘合作，实有碍官场风气………。乾隆看完奏折生气地传旨，“谢溶生身为学政，如此居心行事，任私戾谬，实有碍大清官场风气，著交吏部议处。同时谕巡抚汤聘严审李雍和，查明当年受理过李呈词的四川、江西各州、县地方官员，为何姑息养奸，不将其绳之以法。没过多久，李雍和案全部查清，乾隆皇帝钦定将李雍和凌迟处死，斩首示众；其弟李大有也无辜受牵连处斩监后（候），秋后处死；李雍和之妻胡氏及其幼子、幼侄罚给功臣家为奴，家产没收充公；李雍和流浪过的四川、江西十几州、县地方官员全部罢免；泰和县知县和吉安知府对李雍和递解回籍管束不严，任其改换名字，参加科考，属严重失职，交吏部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