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好莱坞”的结局到此为止

2008年5月30日，同监舍犯人黄于新在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后，当庭喊出黎朝阳死于看守于同监舍犯人的虐待。

2007年4月2日早上，因涉嫌受贿被羁押在桂林兴安县看守所14号监舍的他被发现昏迷不醒，送到医院抢救时已经停止心跳。但2007年月29日，调查小组扔排除了黎朝阳“中毒，受到刑讯逼供的可能”，宣布其死于“青壮年猝死综合症”，曾引起一片哗然。

——《南方周末》2008年11月6日A4版

与曾轰动一时的佘祥林案一样，这次“黎朝阳之死”也有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局。

如果不是出走十一年的妻子的突然降临，佘祥林将永远蒙受不白之冤；如果不是死刑犯临刑前吐露真言，黎朝阳也注定永不瞑目。

黄于新称，黎朝阳在看守所“一直不服管”，大喊大叫，看守便暗示同监舍某些犯人把他拖出去殴打。打完后，又暗示犯人们吧被单撕成布条，捆住黎的胸腹部，反吊在监舍的窗户上。次日早上8点，黎朝阳已经死亡。而2007年4月，兴安县看守所所盘所长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的说法是：自从进看守所，他就一直“疯疯癫癫”的。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便对外宣布黎死于“青壮年猝死综合症”。

对于一个事实，却有两种说法，且出入如此之大，便令人不得不怀疑。

权力光环环绕着的政府与即将奔赴黄泉的死刑犯，人们更愿意相信后者。

两份尸鉴，完全不同。从对伤口的陈述和专业的角度看，中国政法大学的尸鉴更加贴近事实。但有了铁证，还没有遇到包公。桂林市公安局黎善后工作组完全否定了法大法庭的“窒息死亡说”，矢口否认黎曾被虐待的事实。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政治责任是一种政治成本。最大的政治利益就是政治合法性，政治成本是对合法性的损耗。正以为如此，冲突发生后，当事地方政府多想，对传播过程加以控制，以改变事实的本相。或者，在操场上使自己具有某种正义感。

看守所所长称黎“疯癫闹事”，行为不洁等，都是在为自己行为开脱。一旦被认为是对政权的威胁，就可以合法采取暴力手段，随之才有毒打，才有折磨，才出现了死亡。

“好莱坞”式的结局频频上演，到底是谁的错？

最近国家在确认权威鉴定机构，仍然以公安系统为主。如常林所说“公安系统下的司法鉴定机构月强大，越不能保证不会再出现下一个黎朝阳。相反，情况可能会更糟。”

如摩罗所言：当下中国最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宪政。关键是在权力结构上，让每个群体都有维护自身权利的政治途径和法律途径。观念上的权利，可以跟事实完全脱离或相反。杰斐逊起草美国独立宣言时，强调天赋人权。观念令人激动，可实际上并没有考虑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权力。立国之后，杰斐逊马上下令让他手下的将军剿杀印第安人。这样的人为什么没有法律的制裁？很简单，他们指定的法律不会制裁自己。

有权力的人借用普遍正义制定规则，但这些规则只维护制定者的利益。同理，一旦发生了对强者不利的事件，他们便以他们的规则和说法在“罪犯”身上标印欲加之罪。

“好莱坞”的激情过后，更多的应该是反思和改进。

佘祥林案让人们熟悉了米兰达规则，孙志刚之死换来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颁布。但愿法律的进步能为黎朝阳做最后的献祭。也更加希望刑事案件的“好莱坞”式结局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