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藏族人的迷信与信仰
一个人有一些信仰,那是无可厚非的。有人信仰共产党,有人信仰佛教,有人信仰伊斯兰教……信仰也要从实际出发,用科学去看待,不能迷信,也别显得那么愚昧无知。
[内容摘要]如今藏民族有不少人把信仰和迷信混同来谈。不知道信仰到底是什么。他们认为信仰是一味的服从,迷惘地信服和盲目地相信。藏民族中不少人有一种“命该如此”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充满很多问题。
[关键词]信仰;迷信;佛;神;
在我国,封建迷信主要是指那些神汉、巫婆和迷信职业者利用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巫术,进行装神弄鬼、妖言惑众、骗钱害人的活动,如请神降仙、驱鬼治病、相面揣骨、测字算命、看风水等等。这类封建迷信活动,起着破坏社会秩序、扰乱人心、损害群众身体健康的作用。此外,我国真正信仰宗教的人并不多,但信鬼神和命运的却不少,他们有时也烧香叩头,求神保佑。如果我们把宗教和迷信当成一回事,势必把凡是信鬼神和命运的人都看成是"宗教信徒",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这种事情在藏民族生活中时时发生,因为我是藏族人,在这里要谈的是藏民族的宗教信仰与迷信。宗教是一种特定形式上的思想信仰,是一种世界观,但信仰并不完全是宗教。
一、藏民族的发展史
藏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智慧的古老民族。藏民族地区的多次考古发掘,充分说明了在两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生活,并经历了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他们就是今日藏民族的祖先。同其它古老的民族一样,在其最初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对自然界的了解,生产力的缓慢提高,逐步形成了许多部落,其中以西藏山南地区的雅砻部落发展最快,藏族人信奉的“猴子变人”的传说就诞生在这里。在第二十八代赞普拉托托日赞时期,佛教开始传入吐蕃,由于苯教集团强大的势力,佛教只传入未得以传播和发展。直到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整个藏民族地区并建立了第一个吐蕃王朝开始,藏民族进入了文明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松赞干布安定了整个西藏地区,农牧业生产飞快发展。这时,牛羊遍野、农田成垅,农业上已有防旱、排涝措施。在松赞干布当政时期,他的一个大臣吞弥桑布扎,是吐蕃史上的七觉士之一。他带领一批人,不辞辛苦去天竺学习梵文,并结合藏民族实际情况,创造了三十个藏文声母和四个韵母的拼音文字。自从有了文字,藏族历史得到记载,文化艺术发展便更加迅速了。
公元823年,唐蕃在拉萨立会盟碑,双方表示共崇旧好,息战言和。从此,唐蕃纷争基本结束。赤祖德赞执政时期笃信佛教,在各地兴建寺庙,并规定7户平民供养1个僧人,僧人集团的势力愈来愈大,因而引起了以赤祖德赞的哥哥朗达玛为首的旧贵族集团的不满,他们谋杀了赤祖德赞,立朗达玛为赞普。
朗达玛以灭佛教为名,清除异已,对佛教势力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激起佛教徒及民众的极大愤慨,公元846年,不得人心的朗达玛终被一名叫作拉隆贝吉多杰的僧人射死。贵族大臣们又分别挟持朗达玛的两个儿子,争权夺利,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加上连年灾荒,吐蕃各地连续发生大规模的平民和奴隶起义。公元877年起义军攻占琼结,掘吐蕃藏王陵墓,吐蕃王朝从此彻底崩溃。从此,西藏高原陷入内战和分裂的局面,贵族割据、土王林立,并一直延续了四百多年。这就是西藏古代社会的轮廓。
吐蕃王朝崩溃之后,藏族地区陷于长达400年的分裂割据与战乱动荡。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蒙古各部落崛起于东方,并逐渐统一了中国。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曾派遣大将多达纳布率领蒙古骑兵深入西藏。阔端意识到要想统一西藏,必须利用当地宗教势力。他了解到当时在后藏的萨迦地方崛起的萨迦派势力日益强大,萨迦寺的寺主贡噶坚赞(又称萨迦班智达)在藏民族各教派中影响最大,于是便邀请贡噶坚赞前往凉州(现在的甘肃武威)会面。公元1246年,贡噶坚赞携其侄子八思巴到凉州觐见了阔端,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阔端授予贡噶坚赞统治卫藏十三万户的权力。贡噶坚赞逝世后,蒙古忽必烈又于公元1253年召见八思巴,拜他为帝师。1260年忽必烈称帝,授八思巴为“灌顶国师”,赐玉印,并授命他兼管中央设立的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方行政事务的总制院的院务,使他成为元朝中央政权的一名高级官员。1265年八思巴受命返藏,扩建了萨迦北寺,设立管理地方政权的“本钦”,建立了西藏地方政权萨迦王朝。从此,藏民族生活中就出现了政教合一制度。
二、少数藏族人的信仰
统治阶级为了统治自己的国家和农民阶级进行装神弄鬼、妖言惑众、请神降仙、驱鬼治病、相面揣骨、测字算命、看风水等等。因为这些原因,如今藏民族中有不少人不是信仰宗教,而是迷惘地信服,盲目地相信,这是迷信。“迷信”的含义更多的倾向于“盲目的相信、不理解的相信”。迷信重现世的幸福,功利和名誉。如果拜神是为了追求现世欲望的实现,信仰重来世的幸福。在现世中信仰宗教的往往是禁欲的,过着所谓清心寡欲,朴素简单的生活。你看那拜佛,求命运的,求生孩子的,求发财的,求保平安的,求职位的,求何事能干不能干的,凡带有功利目的这些行为,都属于迷信。藏民族中有人得了病,有些人首先要做的不是对那位病人及时进行治疗,而是去拜佛求神。最后无法痊愈而死亡或者变成废人,那时候他们不会责怪佛和神没有给予帮助。他们只会念叨:“命该如此”,类似情况在藏民族生活里处处皆是。
少数藏族人相信人死后会变成鬼,这个问题一千多的前东汉王充已经进行了思考和批判。王充指出,人虽是由“气”凝聚而成的,但这种构成人的“气”有两种,一是阴气,一是阳气,“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人的新体是由阴气构成的,人的精神是由阳气构成的。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灭,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反佛思想家范缜也对佛教的两个重要理论展开针锋相对的批判,一是批判因果报应说,一是批判神不灭论。在范缜的名著《神灭论》的开头,就明确的指出:
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神则神灭。
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
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利之于利。利之名非仁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有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存。在范缜看来,人的精神与人的形体是分不开的,其基础是人的形体,有了人的形体就有人的精神,没有人的形体也就没有人的精神。
一千多年前的王充和范缜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而少数藏族人还这么迷信。把自己的全部献给神灵,渴望神灵会带来幸福的生活和快乐的人生。可他们不知道神灵只会给那些努力,坚持的民族才会给予幸福的生活和快乐的人生。神灵是我们心中的自我信念,而不是迷信。有了自我信念,神灵自然而然会给予我们帮助。少数藏族人说他们信仰佛教,但他们不知道佛教里主要说的是什么?还说信仰佛教。如果是一个有脑子的藏族人,稍微动动脑筋就会明白那些藏族人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荒唐。
三、少数藏族人的人性
少数藏族人赞扬自己的民族文化时说:“不是我们藏民族的文化落后,而是我们藏民族本人的思维和生活落后”。这个问题想一想不难得出答案,答案是那些少数藏族人无知和不知羞耻。我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有一个先进文化的民族是落后的,有一个落后文化的民族是先进的。显而易见,那些少数藏族人真的属于不知羞耻的人渣。有一句名言:宁愿做一个痛苦的人,也不愿做一只快乐的猪。而那些少数藏族人宁愿做一只快乐的猪,也不愿做一个痛苦的人。信仰对少数藏民族人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了,伏尔泰所说的那样,我们常常为不能信奉我们的父辈所信奉过的而伤心。我们应该做的不是为此而伤心,而是努力为自己确立一种信仰,我们应该能够坚定地信奉它,就像我们的父辈曾经信奉他们自己的那样。只有那样我们藏民族才会有明天,才会有希望。不要认为,一种信仰之符合真理,乃因为它早已存在。相反,是人活得越长久,真正的生活法则才在他们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明细。如果这样认为------我们如今应该相信我们的祖祖辈辈所相信过的,这就如同以为,等你长大了,你穿上孩提时的衣服就正合身了。
少数藏民族想要和渴望的是纯粹的光明。但他们不知道“纯粹的光明便是纯粹的黑暗”。
一个民族发展需要的是怀疑精神,需要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如果自己是一个人,那么肯定会思考和怀疑。而不是一味的服从和相信。要知道,迷信就是迷惘地信服,盲目地相信。我们藏民族中有不少人就是一味服从和相信的,所以说那些少数藏族人已经没有了信仰,剩下的只有迷信。迷信叫人盲目的相信、不理解的相信,不要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只说一声“我相信”,不足以代表有了“知”与“见”。犹如学生做数学习题的时,若遇到难题,不知该若何继续演算下去,自然会产生疑虑与惶惑,词义不除,就不能进步。解除疑惑的方法很多,但凭一句“我相信”,并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拜神只是为了求的永恒的安乐,那你拜的不是神,而是你自己。既然一切是为了自己,那何必处处为自己建立一个障碍呢?为什么要人与人之间充满疑心呢?培根说过:思想中的疑心就好像鸟中的蝙蝠一样,永远是在黄昏中飞的。疑心使君王倾向专制,丈夫倾向嫉妒,智者倾向寡断和忧郁。
四、藏民族需要自强
如今我们藏民族需要坚持知识客观性的精神,反对知识的先天性的先验性。也就是说,人的知识,即使是圣人的知识,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神而先知的,而是在后天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藏民族中有不少人眼见有见识和有学问的人,他们就会说“前世他们肯定是一个好人或者是做了不少功德的人,所以今生他们才会有这样的成果”。他们不重视现实生活,把灵魂盲目地托付于佛和神,从它们那里祈求来世的幸福和快乐。
藏民族需要自强,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了藏民族我们需要坚持自强不息的精神。7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比过去密切多了,他感到若没有一种文字的话,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是有困难的。于是松赞干布在建立吐蕃王朝后,就派了吞弥•桑布扎等16名贵族的少年,带着许多黄金去印度学习语言文字。其中一些人因道路艰难半途返回。另一些吃尽千辛万苦后到达印度却有中暑身亡,只有吞弥•桑布扎坚持了下去。他在印度学习七年,拜婆罗门李敬为师,学习文字学和修辞学,天成体梵文和乌尔都文两派书法,掌握了梵文和若干种西域文字,还带回了梵文声明学论著作和《宝积陀罗尼经》等佛典。还有清末时期霍元甲是我国近代武学宗师,是精武会的创始人奠基者。他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与外国人比武,展示了中华武术的精华,为国人在世界武术界争了光,同时不断壮大精武会馆,发扬中华武学传统美德,破除中华武术界传统陋习,授独门绝技,广收门徒……在最后一次比武中不幸遭日本人所害。在毒已攻心的情况下毅然拒绝抢救,断然决定带毒上阵比武。在自强不息的武学精神的支持下用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招感动世界,感动国人,获得冠军,同时与世长眠。他不愧是中华儿女,不愧是炎黄子孙。中华民族永远记得他,中华武学永远照耀着他。是他令中华武学得以宏扬,是他以中国武德征服世界,是他用最后一口气,一股热血,让所有外国人得以信服,让所有中国人得以抬头挺胸。是他的一生演绎出:“一生轻似叶,所重全名节”的民族精神,与大义凛然的豪壮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