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谈开去

张爱玲的作品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都融入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写出了女性悲剧性命运的根源。《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正是张爱玲对女性命运思考的产物，展现了女性在以男权为主的社会中只能以美色作为最大的资本之一来谋求生活的悲剧性命运。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出生于一个靠遗产生活的清朝遗老家庭中。离婚后回到娘家，哥嫂花完了她的积蓄后，想把赶出家门。而白流苏也对这个家庭的一切感到无法忍受的压抑和愤恨。她知道这个家不能再住了，但是物质生存的危机随之而来。“我又没念过两句书，肩又不能挑，手又不能提，我能做什么呢？”白流苏无法养活自己，那么找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男人成为了她必须的选择（对男人的依赖性）。

当然，以她的条件，找一个可以养活她的男人并不难，但白流苏不可能下嫁给一个凡夫俗子。因为她的的家族虽然已经败落，但架子还在。她还在刻意保持着那“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大家闺秀身份，她依然要保留她那份养尊处优的生活（女人的虚荣心）。对男人的依赖性及女人的虚荣心使白流苏把目标锁定在上流社会的男子身上，这时候，范柳原出现了。范柳原正是符合她要求的男子，那白流苏又靠什么来吸引住花花公子范柳原呢？

毫无疑问，她重要的资本除了那残存的青春与美貌之外，别无他物了。“她那一类的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瓷，现在由瓷变成玉，半透明的轻青的玉。下颔起初是圆的，近年来渐渐尖了，越显得那小小的脸，小得可爱。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这样的身躯、外貌，再加上中国的旗袍，在见惯了风月场上女人的范柳原眼里，就俨然是一个“冰清玉洁的真正的中国女人”。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似乎是“一见钟情”，但在这一见钟情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事实——范柳原对白流苏是有一点爱意的，但这点爱意并不足以让玩世不恭的他承担起婚姻的责任。范柳原只想让白流苏成为自己的情人，而白流苏需要的也不是范柳原永世不变的爱情，她需要的只是一纸婚契。她知道爱情不能天长地久，而婚姻可以提供她生存所必需的一切。她只想生存，生存地好一点。于是在缠绵的情话营造的虚幻氛围中，两人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战争，就像故事发生的大背景——太平洋战争一样。他们各自设立了精妙的陷阱：范柳原设置的是金钱的陷阱，白流苏设置的是美色的陷阱，两人都期待能获猎对方，这场“爱情故事”也就演变成了一场金钱与美色的搏羿。

范柳原在经济上的优势，使他在心理上也产生一定的优势。他可以游戏人生、可以吟风弄月、可以欲擒故纵、可以漫不经心。他想让白流苏成为自己的情人却又不明说，只是恼恨白流苏不懂自己，恼恨她不放下大家淑女的架子，甚至故意与萨黑夷妮公主厮混在一起，让白流苏吃醋。而白流苏在这场爱情搏羿中胜算并不大。她已经迈出家门，再也回不去了。她必须处心积虑去赢得这场婚姻以改变自己的人生窘况。范柳原是她唯一的机会。她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范柳原喜欢的那种中国女性含蓄、温婉、矜持的“美色”了。可以说，白流苏是小本下大注，一旦输了就会血本无归。因此，白流苏努力保持自己的忠贞。她明白，“忠贞”是自己唯一的砝码。她必须想方设法不让范柳原“诱奸”，也就是说她必须努力保持自己“美色的价值”，这是她最重要的资本。

显然，在这场金钱与美色的搏羿中，白流苏注定了要失败。因为她已经快三十岁了，已经没有多少美色资本可以挥霍了。白流苏不得不抓住这仅有的机会，委身于做范柳原的情人。一个星期后，范柳原就把白流苏抛弃在一所空房子里。这似乎也是白流苏意料中的结果。她知道自己不可能长期抓住范柳原的心，但她用暂时的经济保障来自我安慰。“总之，没有婚姻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啊，管它呢？……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

但是经济上的安全并没有给白流苏带来幸福感因为在没有爱情的情欲关系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无尽的黑暗。这种黑暗在白流苏短暂的满足之后，就如可怕的黑夜一样吞噬了她。“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找徐太太打牌去？看戏？然后胼戏子、抽鸦片，往姨太太们的路上走？她突然站住了，挺着胸，两足平在背后紧紧互扭着。那倒不至于！她不是那种下流的人，她管得住自己。但是……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房，楼下品字式的三间房，全是堂堂地点着灯，新打了蜡的地板，照得雪亮，没有人影，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空虚……”小说中的这段话是如此细腻而深刻地写出了白流苏在得到经济保障之后无尽的空虚和恐惧。“流苏躺在床上，又想下去关灯，又动弹不得”。

白流苏利用自己的美色获得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但失去的却是一个女性的整个精神世界。这样的结局必然是痛苦、悲剧性的。这反映了张爱玲对女性悲剧性命运独特的思考。女性如果想获得优越的生活，不得不以美色作为最大的资本千方百计去谋取，在这个谋取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女性的个性和精神层面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女性在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性”的载体而存在着。

现在让我们沿着张爱玲思维的触角延伸开去，延伸到历史（包括文学史）的深处，去探寻在历史长河中可以找得到的女性，探寻她们的命运，以及她们命运背后的种种真实。

妲妃、西施、武则天、杨贵妃、王昭君、慈禧太后……列举之后，会豁然发现有关女性的历史就是一个个美女的历史。她们以一幅幅美女图组成了女性历史的长廊。在对她们的身世、命运进行一番探寻之后，我们又会发现，她们命运的浮沉无不与她们的美貌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权倾中国半个世纪之久。在男权主宰的社会中，女人当皇帝是大逆不道、是让天底下的男人难以容忍的。但事实却是这个武婕成了万人之上的君主，让天下的男人都臣服在自己的脚下，让几千年来的女子都在为此津津乐道，并借此长了不少士气。武则天何以能走到这一步？思考其背后的原因，这固然与她超人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胆识分不开。但是，在男权主宰的社会里，如果武则天没有倾国倾城的美貌，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走到这一步的。

正是因为美貌，她才得以进入皇宫做了才人，凭借其美貌和才智，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宠幸，遂赐号“媚娘”。但就在唐太宗辗转病榻、日见衰颓之际，武媚娘已经和太子李治眉目传情、干柴烈火了。聪明过人的武媚娘知道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她能依靠的就是自己的美色了。

太宗死去，武则天与所有嫔妃，发送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到感业寺之后，她的命运似乎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但是，太宗九子李治即位后，因早先与则天暗通款曲，对她极有兴趣，遂经常往来于感业寺，并于两三年后重召则天入官，晋封为“昭仪”，对她万般宠爱。正因为如此，武则天才开始一步步走上了权力的顶颠。究其命运，美色无疑成了她最大的资本。

同样，中国历史上另一位与武则天有着类似命运的女人，也是凭借自己的才智，以美色为资本一步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主宰者，她就是慈禧太后。

因为美貌而入宫，又因为美貌而受宠，最后在权力的博弈中获胜，成为主宰者，两个女人用美色为自己的命运作了最好的基奠。

但是，武则天、慈禧太后的命运却无法成为中国女性命运的缩影，因为在历史长河中，无数貌美的女子以自己的美貌所赢取的只是物质上的优越，而不是精神上的愉悦。就如皇帝后宫中的大多数妃子一样，她们因为自己的美貌被选入皇宫，并想获得皇帝的宠幸，甚至爱情，做到真正的富贵一身、母仪天下、荣及家族、获得物质精神的双丰收。但就如《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这是个见不得人的地方”。因为能获得皇帝宠幸的人只是极少数，其他的人只能作为皇帝的性工具或摆设而存在。更有甚者，连皇帝的模样都没见过。她们以青春美貌换来的这是物质的优越，但却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在这枷锁之下，青春美貌被一点一点残酷地摧残，最终收获的只是一场凄苦的命运。她们的命运似乎更能成为历史长河中无数想步入上层社会或者说想过上更为优越生活的女子命运的缩影和代表。尘世中，有多少由平凡而跻身于上层社会、由平凡而攀上物质生活无比优越家庭的女子所依赖的不是自己的美色？因为大部分掌握了金钱、权力的男子择偶的首要条件总是美丽的容貌。这就决定了女性把美色作为最重要的人生资本之一去谋求自己的种种生活欲望。

对女人以自己的美色作为人生最大资本的命运现状，印度哲学家奥修在《女人解读》中说得极为透彻：“几个世纪以来，男人已经掌握所有吸引人们的东西，金钱、权力、力量等等，他们只留了一件东西给女人，那就是她的身体。”他甚至以青菜作比喻来说明女人身体的重要性。“枯老、虫蛀的青菜无人要，鲜嫩翠绿的青菜才能卖一个好价钱”。“而男人呢，没有多少男人会为自己的身体而困扰，他们可以变胖，能够多胖就有多胖；他们可以很丑，能够多丑就有多丑，但他们仍旧引人注目，因为他有权力。”毫无疑问，男人的这种权力就是指他们对物质世界的掌控。

从张爱玲小说中的白流苏追溯到历史的深处去研究女性的命运不难发现：只要是男人掌控的物质社会，女人必然就会拼命的去追求美，以求得更好的生存。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李煜喜小足，女人多裹脚”，这些例子足以证明男权社会里女人的美色是最大的生存资本。“性”的价值即美色价值的大小，似乎决定了她们人生价值的大小，也决定了她们人生境况的不同层面。作为一个独立的、真正的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当今社会，虽然大部分物质世界还是男人掌控着，但是已经有一部分女人在经济上走向了自强独立，她们的审美不在依赖于男人的眼光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装扮美丽的人生。

在法国，著名影星张曼玉经常会穿着一条薄薄的吊带裙出现在休闲场合，没有任何矫饰，妆化得水盘的清淡，衣裙很宽松，没有曲线，没有乳沟。

她之所以不介意自已的平胸，敢于暴露自己的真实本色，是因为她在精神的异域，已拥有了另一条环抱着星月神话的多风的海平线。

张曼玉平胸也妖娆，是女人在人格上走向独立的宣言，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女性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