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难啊

今年初，陕西凤县一些乡村企图将民族“汉改羌”，于是引发媒体热议，觉得造假造得连祖宗氏族也不要了，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陕西离我们四川还远，议论议论，说说而已。最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丈母娘要回重灾区Q县去换户口，户口上民族一栏要改成“羌族”，说是Q县好向中央要政策、要补助、要免税、要优惠……如果到时不去换，本人什么补助、优惠都休想拿到！嘿，刚刚陕西有个“汉改羌”，四川又冒出个“汉改羌”，如果祖宗地下有灵，真不知作何感想？

我们别说大地震以后了，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假货泛滥，肉欲横行……假商品、假钱币、假文凭、假论文、假数据、假成果、假作品、假学生、假官员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些假的都还不足为奇，现而今，连祖老先人也假了，这真是假到令人瞋目！假到令人发指！记得百岁巴金去世时，给二十世纪的中国留下了三个字的遗言，即：讲真话！

在当下的中国，讲“真话”真的这么难么？当了几十年的记者，我说句实话：真的很难！不信且看：在编辑记者的年终总结中，在党员每年的年终评议中，在官员每年的年终述职中……我们都无一例外地发现他们有一条所谓的“优点”，即“敢于讲真话”。讲真话还要“敢于”，这正象有人说“人要吃饭马要吃草”还要加上“敢于说”三个字一样，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等于说日常生活中常识性的公理，你要说出来还得要有天大的胆子，如无此胆，你就得颠倒相信“马要吃饭人要吃草”！这正好说明了讲真话是非常难的。中国人啊，真是可悲可叹……不过细想想，如中国历史上人人都敢于讲真话，那就不会有“指鹿为马”的成语了，所以，说假话不自今日始，它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要彻底摒弃假话，提倡人人都讲真话，就得彻底改造假话丛生的社会历史土址。

从现今的体制安排来看，要讲真话难，要听真话也难。因为讲真话听真话已在当下的社会中成了稀缺物资。假话的恶疾已经漫延到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已经弥漫到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的方方面面。假话与假话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可以自我适应、自我调整、独立运作的系统。在一些领域，尤其是在党政系统中，“说假话”已经形成了公开的秘密，成为了一种潜规则。同时，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我们社会中的假话，不仅仅表现在某一体系中，而且已経向公共空间传播，充斥于整个公共社会的的生活领域，从而形成系统性假话，假话已成为公共生活基本环境的一部份。

仔细追究起来，“假话”的瘟疫之源，始出于层层官员之口。记得1993年李鹏任总理，他在考察德阳二重厂时，市委书记汇报“德阳国营大中型企业七年无亏损”，第二天，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便头版头条报道。我们作为本地记者，早就知道德阳市五县市区有一半的国营大小型企业靠银行借贷发工资艰难度日！1997年朱熔基任总理，他去安徽考察国家粮食储备库时，又被空库所骗，后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才真相大白……那真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从以上事例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假话早已不是个人品质的问题而是一种组织行为，不是个体表现出来的现象而是一种系统的现象。假话盛行导致了难以估量的恶果，首先，是作为制度运行基础的信息质量大为降低，并严重劣质化，最终导致高层决策失误，贻害广大百姓；其次，假话使得我们丧失了面对和解决社会中种种问题的能力，在假话对假话中，制度的有效运作失去了基础；第三，最为恶劣的是毒化了社会的风气，抛弃了民族几千年传统的伦理道德，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掉入“假”和“骗”的泥淖中，葬送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

想想我们的假话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风气和文化，这或许对我们颇为有益。我想，说假话开始时，也许是因为一种个性的虚荣、固执，当一个假话存在时，要想自园其说，必须用另一个假话来解释前一个假话。这种假话套假话编织的锁链，最终把自已囚禁起来而不能自拔。不过，这至多也仅仅是个人的品质问题，它不会毒化社会风气。另一个更大的原因，可能开始是源于一种“美好的理由”，即：你只要说了假话，但从发展的趋向上说是正确的，就会受到体制的默认、鼓励，甚至赞扬。例如，当我对一个肉牛养殖基地一年内自繁自养出栏肉牛翻两番表示疑问时，县委书记对我说，生活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在四川提出“跨跃式发展”的口号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稿件播出后，一位高级畜牧师对我说：牛一年只能怀一胎，一胎只能生一只，一只牛犊养到出栏，至少要两三年时间，你说“自繁自养”，一年翻两番，牛皮吹大了！我除了苦笑，还有什么办法呢？

假话之所以有市场，我看关键还是有买方才有卖方，有喜欢听假话的人才会有说假话的人，而其中又特别是拥有绝对权力的领导人。中国有句古话，叫“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一个喜欢听阿谀奉承话的领导，下属们总是拣好听的话讲，总是拿假话给他汇报，然后他再把这些假话汇报给他的上级。于是以假传假，层层相因，假话便自成体系，结果是以假乱真。结果既害人又害已、既祸国又秧民！

那么，是不是在中国就没有敢讲真话的人了呢？我想肯定是有的，只是这种敢讲真话的人太少太少了，而且越来越少。几十年来，中国人完全被人为地嵌入一种制度安排中，这种制度把个人活动的空间压缩得几乎为零。人人都与一个单位靠一条“脐带”连系着，你想切断这种联系，就肯定失去这个单位，失去这条脐带，你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失去了。因为在一个谎言和假话充斥的社会中，说真话是非常危险的，它要被强大的体制内的力量定点清除。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9年对彭德怀的批判、文革中对张志新的虐杀……这些对敢讲真话的人的围剿，哪一件不是血淋淋的事实？何况，我们的体制从小就教育、培养和训练我们，我们想的，可能不是“我的想法是什么”，而是“如何回答才是正确的”，注意，这里的“正确”，不是指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是指上级领导满意不满意。一切以领导的意图行事，一切以领导的好恶为依归。在这里，整个官僚体制，各层级、各行业、各部门，重重叠叠，都是买方，又都是卖方。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式假话的滥觞……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制度性的约束似乎渐渐放松，个人生存的空间也稍稍增大了一些，但是假话仍然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提倡说真话、反对假大空的各级文件、规定、领导讲话、报刊文章比比皆是，但真话仍然难讲，因为一讲真话，违背了官场潜规则，除了受到政治上的歧视、迫害外，还要受到调资晋级、子女安排、罚扣奖金等经济利益上的损失；除此之外，体制内的力量还可能通过法律的手段起诉你，让你讲的真话变成“诬告、诬蔑”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想一想，讲真话真难！我想，现在可惜不提倡群众运动，如果还可以搞运动的话，我认为应该搞一场轰轰烈烈的“讲真话”运动！以此来革除时蔽、挽救世风，打击假大空、宏扬真善美！阿弥陀佛，这是唯一没有试过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