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和与和氏璧的宿命

读过何清涟所著的《现代化的陷阱》的人，不但可以从表象上了解到中国社会繁华的背后滋生了多少的毒瘤蝇蛆，还能深谙造就这畸形社会“功不可没”的深种的祸根，以及根除这些隐患的良方秘药。

毋庸置疑，近3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在这成就的背后，却不知隐含了多少阵痛。改革每前进一步，整个社会就会发出一丝呻吟。尽管如此，作者指出，“改革不是一段历史过程，也不是一次政治事件，而是人类社会一种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生存方式”，“它只有开始，没有终结”，而且“在改革初期被小心翼翼地绕过的问题，在最后都会变成一种滞后效应。”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从来就没有大胆过，因为没有前人可鉴，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以为问题可以不受理，故此“滞后效应”也多了起来。金权政治、官黑结合、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的扩大、人口膨胀、失业、地下经济、地方恶势力和黑社会勃兴，无一不是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无论哪一条失控，都会引起巨大的民族灾难。

由辩证法可以知道，事物总是紧紧相连的，许多社会问题也有其共同或相似的原因。从书中可以知道，体制问题是造成众多问题最广泛的根源，无论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的原始积累、司法改革，行政改革，归根到底都是现行体制的改革。冗员过多、人浮于事、人治大于法治……多少偷挖国家柱石的蛀虫就是横行于这些体制的漏洞间。再者，人口的增长必然导致就业率的下降，就业率下降必然导致犯罪率的增长，“人口、就业与犯罪之间存在着于丝万缕的联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地流向城市也为各种的社会此生集团和黑色经济提供了勃兴的契机，因此人口问题也成为了众多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对于中国当代寻租活动的根源，作者的论述尤为精辟而新颖。她指出，转型期的中国还处于“模拟市场经济阶段”，资源不能完全由市场配置，“政府在配置资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使得政府成了各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权力的市场化是权钱交易的根源，而关系网又是“寻租活动的神经网络”，二者“相得益彰”。她还指出，由于今天的寻租活动与历史上的“贪渎文化”有着文化的继承关系，如“礼尚往来”、“千里做官为求财”、“法不责众”等传统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所以“关系网的形成，腐败行为的大量滋生，在我国都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笔者还想补充一点，其实早在文革时期，政治就彻底的革了文化的命，在强势的政治面前，文化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绝处逢生的文化也只好成为政治的附庸与傀儡了。根本就没有话语权的文化，又如何抵制腐败呢？

对于如何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诟病，作者回答说，问题不是改革带来的，而是改革不够深入的表现。权力市场化极大地阻碍了改革的深入，而以前一贯提倡的“效率优先”的经济增长战略有其先天的缺陷，因为它在伦理上支持发展和公平是鱼和熊掌的关系这一观点，并向社会灌输强烈攀比GNP的理念。她强调，经济学要引回人文关怀，经济学家要注重社会良知，要把社会公正和公平作为判断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

何清涟，湖南邵阳市人，女，1956年生。1983年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入湖南财经学院任教。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曾工作于深圳，供职于某报社，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1999年6月14日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1999年11月28日被《三联生活周刊》列为25位时代人物之一，称她“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良心”。可是，在当代中国，为反腐败谏言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据报道，今日中国出版社因为出版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1999年5月被关闭。该书作者何清涟，据说不断受到某些政府人员骚扰，迫于压力，只好自身逃往国外。

面对这一切真相，笔者不禁疑惑，为什么但凡恪守学术良知、不向政治低眉下首曲阿奉承的学者，都不能在中国找到立锥之地？与政治绝缘，以旁观者的态度向政府进建设直言的文人，都要遭受迫害打击？从陈寅恪到邓拓，从俞平伯到吴晗，从老舍到傅雷，文人学者们用的是生命来点燃人格，用鲜血来灌浇信仰。这使我想起卞和献玉的故事：

卞和将璞献给楚厉王。然而经玉工辨认，璞被判定为石头，厉王以为卞和欺君，下令断卞和左脚。武王即位，卞和又将璞玉献上，玉工仍然认为是石头，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足。楚文王继位后，卞和怀揣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三天三夜，以致满眼溢血。文王很奇怪，派人问他，卞和感叹道：“我并不是因为被削足而伤心，而是因为宝石被看作石头，忠贞之士被当作欺君之臣，是非颠倒而痛心啊！”这次文王直接命人剖璞，结果得到了一块无瑕的美玉。为奖励卞和的忠诚，美玉被命名为“和氏之璧”，这就是后世传说的和氏璧。

我想，这便是卞和们和和氏璧们在中国的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