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政客

文人与政客之间还是大有渊源的。

有必要先来为二者下一个定义。有人可能会以为文人的概念非常宽泛，我认为其实不然，不能将凡是有点儿文化的人一概而论地视为文人，只有那些专门弄文的，主要以弄文为生计的人才能算作真正的文人。政客是指那些专门弄权弄人之人。

“文人相轻”是自古流传下来的一种说法，这是文人贱，文人自贱的一个最有力的佐证。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应该比前者流传的更为广泛也更加深入人心，而这也因此成为文人常常自以为清高的最自然的理由。文人在政客的眼中轻而贱，而政客在大众的眼中贵而高，文人就吊在这一条线的最下端。“学而优则仕”这才是大多数人读书的目的，学成一个半吊子，当然就只有被线吊着的份了。由此看来，政客原本是文人的目标，而文人不过是政客的前身罢了。政客瞧不起文人，是因为那正是他们脱胎换骨后的“臭皮囊”，不堪回首；而文人自以为比政客高洁，则只能归结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

文人和政客往往都是天生的。从才智上来说他们是不分高下的，他们只是材质不同罢了。天生的政客在取得了足够的知识后，便可以从秀才到举人一马平川地走下去，如果才智足够高，就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天生的文人无论学业如何出色，都找不到入仕的路径，注定要在秀才堆里摸爬滚打一辈子。

有一种例外不可不说。在文人里，有一部分出类拔萃者，他们因为才智过高，虽然他们不熟悉入仕的路径，也不熟悉入仕后升迁的路径，他们还是可以比较容易地入仕并且会升迁地很高。当然，他们也往往会摔得很惨，能够全身而退的少之又少。这是我们区别有些人究竟是文人还是政客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屈原是最早为政治而牺牲的文人，而且牺牲到了最彻底。但是我们还是只能称他为一个诗人，如果勉强称他为政治家，也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司马迁是为政治而牺牲的另一个较早的文人，他的牺牲好像不比屈原彻底，但绝对比屈原更凄惨。在历史上，这一类文人还有很多，像白居易、王安石、苏轼、范仲淹等等，人们都记得他们是文学家、诗人、词人，几乎淡忘了他们浮沉的宦海生涯。他们是文人中具有政治抱负的那一种，但文人天生的感性和人性却永不会改变，因此，他们常以温和的方式来执政，他们看不得百姓被压制和欺凌。纯粹的政客们则不然，他们看重的是手中的权利，以统治者自居，并以统治为乐。他们总希望被统治者蒙昧一点儿，驯服一点儿，忍耐一点儿，这样自己就舒服一点儿，牢靠一点儿，轻松一点儿。“四人帮”曾叫嚣“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现在被公认为极荒唐的观点，如果纯粹站在纯政客的角度不是很有道理吗？这样的一少部分文人混杂在这样的一大群政客里，时而还会发点儿牢骚，甚至煽动、鼓动、撩拨老百姓的神经，试图将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如此的“害群之马”还会有什么好下场呢？李白是一个原本没有什么政治抱负，但却因为天赋的横溢才华而意外“混进”政界一小会儿的文人，这其实是一个笑话，可是，因为这个笑话，他却留下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叫我不得开心颜”的千古名句，甚至意外地满足了他不仅不事权贵反要权贵来事的近乎奇迹的愿望。当然，这却是例外中的例外了。要知道，人事权贵，小权贵事大权贵，大权贵事总权贵可历来是这世间不变的潜规则。

文人天生多愁善感，因而也常常会感情用事，他们所谓的政治抱负其实就不过是感情用事的产物，是理想化的，若论对现实的敏感度文人实在远逊政客；文人大都比较聪明，因而也大都容易自作聪明，他们温和的执政方式就是最好的证明。哪有温和的政治，温和只能作为假象而存在。政治是一门专门的学问，需要极高的天分才能把控。

有必要区分一下一般的文人与文学家，普通的政客与政治家的概念，不要不相信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存在，他们与文人和政客的区别仅只一点：胸襟或叫做境界。文学家和政治家都是有抱负的人，文人和政客似乎也有抱负，但其实只是私欲，是一种假抱负。只有超越了私欲束缚的信念才是真正的抱负，这一点，每个人都应该十分清楚。清楚这一点的人的多少，影响着这整个世界的质量。

还有一种现象不可不说，有些政治家喜欢偶尔客串一下文人的角色，只要他们对文字本身够敏感，成功并受到追捧是轻而易举的事。曹操和毛泽东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文人外表自清自高，内心却自轻自贱，因此大都很难摆脱可悲的命运；政客们终究要失去他们最看重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命运往往也最可怜。真的不想将自己归为其中的任一种，但愿如愿。